昔日，一提到“好人”二字，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在其典型事迹的感召下追捧其为榜样，以其楷模的力量自我勉励，并且坚定地认为“好人一定会有好报”。可不知从何时起，“好人”却未必“有好报”了，甚至还适得其反，为其所累。江苏的“彭宇案”、天津的“许云鹤案”以及重庆的“万鑫案”、广东的“小悦悦事件”，都是鲜活的例子。“善良屡被挫伤，好心人再也不敢扶起他人”。这样的“负面”例子接连不断，自然而引发“好人难做”的一声叹息！

　　一项权威调查显示的结果，让我们警醒：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助人为乐”传统美德正离我们愈来愈远，77.9%的受访者痛感在当下社会做好人的成本高。高成本是什么？主要有四方面：一是被怀疑动机不纯；二是得不到鼓励还要付出代价；三是会被嘲笑，被认为太傻；四是做好人经常感到孤独，陷入自我怀疑中。如此高额的成本，自然使许多人在别人需要救助时，选择围观或避让，社会主流群体渐渐对做“好人”失去了信心。如果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不愿做好人”的气息，社会风气必将每况愈下，道德滑坡、信义缺失、信任危机也会愈演愈烈，我们难道真要让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滑入“善恶不分、是非难辨”的窘境？让好人不再难做，让人们不再迷茫，让道德不再受伤，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探讨。

　　■ 主打

 　　让“好人”不再难做 

　　宾丝丝

　　“好人”的价值被漠视

当下中国，灾祸与“冷漠围观”结伴而行，已是时常发生的尴尬情景。每次“老人倒地无人扶”，都会被作为道德滑坡的“标本”；频仍的“助人为祸”，总能激起“好人难做”的嗟叹。如今，在许多地方许多人心里，做好人不是一种信念，信条和荣耀，而成了一个笑话。更可怕的是，这是一个不做好人还理直气壮的年代。人们的价值观已经扭曲成了在做一个好人和做一个能人之间，往往会选择做能人；在做一个清贫的好人与富足的坏人之间，会倾向于做坏人；在做一个多嘴的好人与沉默的普通人之间，却甘愿做不出头的普通人……我们不禁要问了，社会中到底还有没有好人？回答是肯定的，只是因为在这个诚信缺失而又分外拜金的陌生人社会里，好人经常会被怀疑动机不纯，因此非但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可和鼓励，做了好事反而遭到漠视，做“好人”成为了一种焦虑。

南京下岗女工杜女士到银行取款3000元被多给2.7万元，3次到银行退款均被赶出。银行自查发现出错才连夜追款，但对杜女士还款热心之举毫不领情，并拒绝道歉，这真是一件令人五味杂陈的事情。一方面，包括银行职员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叹着：现在做好事越来越难，现在的社会风气越来越不如以前；另一方面，当像杜女士这样一大批还有良知、还有正义的人在各个领域做着好事时，却受到千般刁难，比如：帮人抓小偷，反被小偷打，受助人不但不帮忙，甚至不报警；扶起摔伤的老人被认为是肇事者；一些干部真心为老百姓办事被认为是作秀！这种事情人们见多了，就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在多数人的内心深处留下了“做好人难”、“以后还是少做好事”之类的阴影。

北大研究生段霖夏4年只修完一门功课，资助人要通过法律程序索讨资助款一事，经报道后引起了全国关注。段霖夏的父母和哥哥于是找到资助人李富华家，大闹李家不说，其母还声称“要告我儿子，我就跳楼”。关注此事的记者还特意附上段家父母一家占据李家，其母坐在李家地板上大哭大闹，其父坐在李家的沙发上跷二郎腿打电话的新闻照片。段霖夏的父亲其实并不是穷人，而是开有一家公司的老板，其注册名为“重庆名商科技公司”，而且其父也是一名大学毕业生。按常理来说，这样一位有知识有文化有财力的家庭哪还需资助，可偏偏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此等怪事，真叫人啼笑皆非。只要稍加留意，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许多。有很多好心的资助人，虽然自已并不富有，可为了一些穷孩子能上大学，自已却省吃俭用地资助别人。国家也为此专门设立了助学贷款，到头来很多人则玩弄起好心人来了。这让赞助人不免心寒：好人真难做！

山东少年韩磊为了救一个在湖里挣扎的男青年，游了300多米，奋力将落水者托出水面。惊慌失措的落水者将韩磊紧紧抱住，使得韩磊游起来十分吃力。最后，韩磊将落水者送到岸边，伙伴们将落水者拉上岸。这时，一个大浪打过来，已经精疲力竭的韩磊瞬间被卷出10多米远，不见了踪影。2个小时后，韩磊冰冷的身体被从湖中捞出。韩磊的意外死亡，让所有人感到惋惜，人们被他见义勇为的行为所感动，可被救者一直没站出来说一声“谢谢”。被救者出人意料的冷漠与无情，不由得令人替韩磊不值，更让所有善良的人困惑：做好人为何这么难？

说句实话，人在社会上或多或少都会遇上一些困境，有时需要互相帮助，以渡难关。每个人都有其善良本性的一面。所谓的好人就是这种善良一面的发光。传统思维定势下好人所树的榜样是雷锋、郭明义那样的助人为乐的好人，或是那种吃苦耐劳的劳动者，如掏粪工时传祥、石油工人王进喜等。不知怎的，如今潮流变了。当今人们所理解的，那种为民族而献身，爱国爱党，为人民服务乐于助人，老老实实地劳动，做具体事的人叫“老实人”，忠厚老实的人，往往被看作“傻子”。聪明人就不会当好人，因为做好人非但捞不到一点好处还惹得一身骚。

著名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说过：“好人都是通过对美德的爱来表达憎恶扬善之心的。”国学大家季羡林先生也对好人做过如此定义：“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就是好人。”好人——一个从古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词语，却在当今这样一个文明盛行的时代，渐渐失去了他本有的一席之地。是什么因素使得本该被人尊敬、仰慕的好人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呢？ 

“好人”为什么难做

在百度上搜索关键词“好人难做”，竟有50多万条信息。这就更难怪人们要感叹：做人，不容易，做好人，更不容易。长期做好人，很难。体会做好人难的人越来越多了，显然做好人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好人难做，难在世间可悲的庸俗哲学。究其原因是人心冷漠。更深层次的是“做好人的成本太高”。近年来，做好事被嘲笑或被诬陷甚至被怀疑动机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行善者的心理成本，也让不少人担心：当今社会是否缺乏做好人好事的环境？搀扶在马路上摔倒的老人，也会惹上官司，以尴尬收场；把被车撞倒的伤者送去医院，竟会背上“肇事者”的罪名，大有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嫌疑；人未被公交车撞倒竟诬陷公交车“不义”，幸亏有电子眼做证才总算洗刷了“冤情”，而做好事为得到表扬反遭嘲笑的更是大有人在，如今做好人已没有了以往的荣耀和自豪感，常常被认为是“犯傻和动机不纯”，甚至冒着被骗、被讹、被恐吓甚至吃官司的危险，如此高昂的“好人成本”，让越来越多的人畏惧做好人、害怕做好人，不少人公开表示不愿做好人。

好人难做，难在社会价值的扭曲。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生存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竞争时，对其他不相关的事可能会视而不见。在见到有人需要帮助却不去帮助，因为可能会要承担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包括良心上、行为上的一些谴责，会顾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妙。这几十年来，社会整体上处于高度快速发展，人的价值观变了，更物化了。人处于竞争中，而大多情况下又以外在物质衡量一个人。因此，每个人都处于高度焦虑中，不论贫穷或富有。在这种状态下，人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会夸大一些对他不利的因素。如江苏“彭宇案”的影响，会认为救人的行为会受到一些不好的结果。因此，一个人做事时往往会衡量一件事对自己有没有坏处。这是从助人者方面来看的；那么从被助者来看，不仅不感谢帮助自己的人，反而为了找到一个可以“勒索”的对象诬陷帮助自己的人，这都是利己主义、个人私欲的结果，物化了一切价值的结果。这一切归根到底是社会价值出了问题。

好人难做，难在个人道德信仰缺失。在现代化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得到空前发展，就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人们的信仰缺失了，在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下，出现了许多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的思想，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和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核心道德则越来越被弱化了，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畸形发展的状态，物质发展和精神发展出现严重失衡。这些都表现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好人难做，做好事得不到好报，与此同时，各种道德缺失事件愈演愈烈。一系列的官欺民的事件，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仿佛每个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只能看到自身的利益，一切都物质化了，道德信仰不能带来所需要的利益，因此人们就抛弃了那些不能带来好处的道德，这样长期以来道德的缺失，最后道德底线都将不复存在。

好人难做，难在社会媒体责任。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信息化，信息传递速度十分快，各种媒体发展都非常快，特别是网络。对于网络上的各种信息，人们缺乏自身正确的客观的判断，许多人往往是根据他人的一些评论或者观点来做参考，人云亦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旦有好人做了好事没得到好报，一些媒体特别是网络上的评论铺天盖地如潮水一般涌来，人们就会对做好事都“敬而远之”，反而造成了负面的价值导向，让人们都畏惧做好事，久而久之形成错误的社会意识。

好人难做，难在公民道德素质教育的缺失。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素质虽有所提高，但是由于大多数老一辈中国人以前生活在一个贫穷落后的时期，因此受教育程度不高，许多人的素质还达不到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教育资源相对缺乏些。即使是现在，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到很好的教育。并且当今的公民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虽然素质教育已提出多年，但现在的学校教育注重的仍然只是知识的传授，学校注重的还是学生的分数和升学率，德育教育往往被忽视，成绩就是一切，这是很多学校推行的教学理念。为了片面地追求升学率，学校的教育模式不仅缺乏对学生的道德思想教育，在这种你争我赶的竞争环境下，学生更多地是为了能进入好的学校而与他人竞争，在他们的思想里从小就只有超越他人的竞争意识，这对学生的道德修养产生消极的影响。如果将来的教育改革中难以改进道德素质教育的建设，而只是在计算着成本效益及社会环境的问题，那么总有一天，“好人”将会烂在人们的肚子里，到那时，社会也难再出现“好人”。 

好人难做，仍要做好人

好人难做，我们应该善待每一位好人。怕做好人，与我们的社会有时候不能善待好人有关。好人以自己的行动和付出，维护着社会正义，而他们自己的处境却很尴尬。如果好人得不到善待，他们的精神感召力就会弱化，社会道德思想难免会滑坡。因此，“好人难做”的现状亟待改善，道德文明更需要提升，同时也呼唤“好人心态”的正常回位。之所以说“好人心态”的回位，是因为中华民族历来有着做好人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自古就是文明礼仪之邦，讲究助人助己，团结友善，成为华夏文明的精髓。如今，“好人难做”的现状折射出道德危机的存在。不少人自己不做好人，还嘲笑别人去做好人好事，严重影响了“好人心态”的社会环境。为了让好人能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就必须让好人受到羡慕，受到尊敬。要在社会重新树立起做好人的良好风尚，政府除了加强宣传引导之外，更需要把好人好事的典型树立好，让正义之风压倒那些歪风邪气。

“好人心态”的回位，是保证良好的社会环境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人人拥有做好人的思想，拥有一份做好人的心态，就不会觉得把好人看作是傻子。让我们给予做好人的是掌声和鼓励而不是嘲讽，媒体舆论也要及时察觉好人的存在，并给予好人以道义的声援。改变“好人难做”的窘境要靠我们每一个人，靠每个人的“好人心态”的保持，靠每个人严格要求规范好自己的一言一行，用行动去唤醒好人思想的缺失，用行动去呼唤“好人心态”的回位，这样，好人才会越来越多。

好人难做，我们更应该坚持可贵的品质。正如修女特蕾莎所说：你如果行善，人们会说你必定是出于自私的隐秘动机，不管怎样，还是要行善事；人们的确需要帮助，但当你真的帮助他们时，他们反而可能会攻击你，不管怎样，还是要帮助他人；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反咬一口，不管怎样，还是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道德践履，本该更果敢，超越利弊权衡。

没有人是座孤岛，相互搀扶才能同舟共济；“乐于助人”是传统的人伦美德，漠视他人，会让良知溃散。“好人难做”不是我们拒绝做好人的借口，“世风日下”也不是为自己开脱的理由。犹太作家威塞尔先生曾说：“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异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好人的价值我们平时确实感受不到，不如能人那么惹眼。而当社会上全是能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好人是多么的可贵。

好人难做，我们要一辈子做好人。“做好人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人。”几十年前，毛泽东主席一语道出了做好人的关键，那就是坚持。

一直以来，人们把做好人看成是很遥远的事，只有圣人君子、英雄楷模才算得上好人。其实，这是对做好人的狭隘理解。

好人有不同层次的标准，有大圣大贤的好人，有众人仰慕的好人，也有普普通通的好人；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好人，有拾得财物找失主的好人，也有默默无闻踏实工作的好人……做孔子、孟子似的大圣大贤的人固然难，像孔融、黄香般自小能让梨、温席也不易，干好本职工作，文明行事，与人为善，乐于施助，和谐相处，却很简单。而这些，都是好人的范畴。

好人近在咫尺，就在你我身边。只要我们用心去发现，原来，生活中好人层出不穷：暴走妈妈割肾救子，年轻老板舍命救火，义工乐善好施扶贫帮困……这些好人品德高尚，精神可嘉，世人景仰；也有人常年侍奉公婆无怨无悔；清洁工终日扫街保洁坚持不懈；志愿者长期行善好助乐此不疲……他们所做的，其实，我们都能做。

做好人一点都不难，真正难的是持之以恒，一辈子做好人。做一件好事容易，干一辈子好事难。也正是难，才显出它的可贵。社会需要好人，好人是社会的根！愿世间好人有好报，愿好人一生平安！

■ 盘点

温暖中国：我们身边十大好人

国外有“幸福在于为别人而生活”、“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的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人生哲理，我们中华民族也有“积德胜遗金”的古老格言。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一辈子做好事”的典型。就古代而言，先贤们有许多关于助人为乐、成人之美的义举；当代中国，“一辈子做好事”的平凡人更是层出不穷……他们在接力演绎着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  

“当代雷锋传人”郭明义

郭明义，1958年12月生，中共党员，鞍钢矿山公司齐大山铁矿生产技术室采场公路管理员。

他追求纯粹，做好事不求人知，矢志不渝地追求真善美。他善小而为，参加工作30多年来，累计献血6万多毫升，资助180多名贫困儿童读书，最近１２年捐款金额接近工资收入的一半……他坚信奉献使人快乐、助人使人幸福，数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博大爱心、满腔热血铸就了人间大爱，被誉为“当代雷锋传人”。即使现在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等诸多“光环”于一身的他，也与从前没有丝毫变化，照样每天早晨６点前赶到矿山上班，碰到求助者能帮一个就多帮一个。

德不孤，必有邻。郭明义不仅自己无怨无悔地无私奉献，还带动身边工友和全国各地志愿者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形成以他名字命名的爱心团队。如今，１１７家中央企业成立了郭明义爱心团队，全国的郭明义爱心团队更是达到了４００余支，７０多万人汇聚在“郭明义爱心团队”的旗帜下。

曾有记者问他：“你捐赠或做慈善，持续这么多年的动力何在？”郭明义坚定地回答：“我什么也不求，只是想助人为乐，帮助别人，如果一定要有功利的话，我希望得到过帮助的每一个人都能伸出援手，回报社会！”

“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

邓飞，1978年生，湖南沅江人。曾任《时代邮刊》记者、《凤凰周刊》首席记者，现为《凤凰周刊》编委、记者部主任。

作为一名众多网友眼中的“敢说、敢干、正义、可爱”的调查类记者已成功转型为一名关注儿童健康成长的公益志士。他是一名优秀的记者，曾写出揭露腐败的重大社会调查报告；在新闻界，他也是一位公认的组织者，开启了一场又一场波澜壮阔的微博运动。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事件就是“微博打拐”成功营救被拐幼童彭文乐。2011年4月2日，邓飞又联合500多名记者和国内数十家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免费午餐”公益项目，倡议每天捐赠3元钱，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在这些开办了“免费午餐”的学校里，邓飞逐渐发现了新的问题。一些患病的孩子因为治疗不及时，小病拖成大病重病，后续的社会救援也非常困难。于是，他组建了新的团队，开始攻打儿童“大病医保”这样一个新难题。2012年2月22日，邓飞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正式签署协议，正式启动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项目。

“中国不缺少写字的人，缺少行动者。”邓飞挺挺剑客一般的腰板，他说未来会继续关注中国乡村儿童的诸多困境：安全校车、未成年人大病医保等。下一步，他想成立一家全国性公募基金，“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要建立起全方位的国家儿童福利保障体系。”

“最美支教女教师”孙影

孙影，1980年生，吉林辽源人，现任深圳关爱行动“募师支教”项目支教志愿者。

2006年8月至今，她几度放弃在深圳的稳定工作，10次奔赴贵州贫困山区毕节、遵义等地支教助学。恶劣的生活条件、辛苦地奔波拖垮了身体，她患上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炎，心脏也出现了问题，但她无怨无悔，以诚信守诺、执着付出赢得了山区师生的爱戴、资助者的信任和社会的尊重。从2008年8月起，孙影不再以“募师支教”项目队员身份参加支教活动，而是成为一名整合各方爱心资源的公益“中介”。为了确保求助信息真实可靠，她向捐助者郑重承诺，“每一条信息，我都核实过”。为此，她翻山越岭，徒步走访、核实每一户贫困家庭的求助信息，把采集到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网络等途径发布给爱心人士。对于向社会各界募集的爱心善款，孙影公开承诺“一分钱，我都不会乱花。”为了保证项目公益性,她拒绝在其管理的公益项目中领取任何酬劳和补贴。她就是这样严格监管着每个爱心项目经手的200多万元公益项目资金从未出过任何差错。孙影的诚信和严谨赢得了捐助者们最大的信任和支持。近5年来，她已为300多名贫困生家庭找到捐助人，募捐达370万元；捐建、筹建6所希望小学；为白血病学生募捐45万元。

孙影的事迹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荣誉也接踵而来：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和广东青年五四奖章，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深圳人更是给了她一个更响亮的称号：大山深处“最美女孩”。面对这些，孙影看得很淡，她说：“许多贫困家庭无力负担这些费用，爱心人士的捐助帮了大忙。我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些爱心捐款能帮到真正需要的孩子。”

“拾起中国良心的老人”陈贤妹

陈贤妹，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七拱镇岩口村人。

2010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黄岐五金城的一场车祸中，两岁的小女孩悦悦，几分钟内先后被两辆车碾轧，两名肇事司机当场逃逸。惨象之下，先后从小悦悦身旁经过的18名路人却无一施以援手，怕其牵连自己，可怜的小女孩躺在血泊中七八分钟。直到第19个路人看见，跑过来，将仍趴在路上的小女孩抱到了路边并找到了其母亲。随后，小悦悦被送往黄岐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这个伸出“援手”的路人名叫陈贤妹，是一位已经58岁的拾荒妇女。陈贤妹从清远阳山出外打工已经12年，平时当保姆。跟着儿子在佛山生活，儿子在广东佛山黄岐五金城的店铺跑业务，中午就帮儿子的公司煮饭，到了傍晚就出去拾下纸皮破烂，帮补家用。“人家给我的善款，我都给悦悦，她最可怜！”陈贤妹说，在她看来，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却仍遭到某些人居心叵测地质疑她“想出名”“想要钱”。然而，谣言不攻自破，陈贤妹被政府、企业“强塞”给自己2.4万元慰问金，拒绝无果之后，全部都交到了小悦悦的母亲曲女士的手中。她无奈地说：“做好事真不容易！”陈贤妹救人事迹被报道之后周边居民对她刮目相看，纷纷对她表示赞赏；在陈贤妹家乡阳山县七拱镇岩口村，有村民表示“她一直都喜欢帮助人的。”

事后陈贤妹回忆说，她当时没想别的，“就是想救人”。而正是她毫不犹豫地向小悦悦伸出了援手，为这场冷漠灾难留下唯一一抹温情。对于现在人们的冷漠，陈贤妹说她不会怕，“只要能帮到人，我都会去帮，救人最重要。”

“徐州保尔”郑复生

郑复生原名郑学军，男，1967年4月生，江苏徐州市泉山区湖滨街道西社区居民。

1988年，风华正茂的郑复生被确诊为患有强直性脊椎炎疾病。这种病症导致全身关节强直，医学界称为“不死的癌症”“活着的僵尸”。在众多爱心人士的关爱、帮助下，他的病情得到控制并慢慢恢复到可以拄着双拐行走了。1997年，为了回报社会所给予他的关爱，将这份爱心延续下去，他创建成立了徐州市心缘志愿者服务中心，并改名郑复生――意为“因爱复生”，带领着志愿者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奉献之路，多年来，郑复生收到的每一笔募捐，都交由一位会计义务代管，他本人不经手一分钱，也不接受对他本人的捐助，母子二人一直靠救济金、低保金生活。郑复生身上的衬衫、裤子、袜子都打着补丁，床上铺着用广告布幔缝制的床单。然而清贫的郑复生也是“富有”的，他和他的团队累计为特困、病残家庭募捐善款近50万元，助残济困1000多人次，被人们誉为“徐州的保尔”。

像郑复生这种情况，一般人能走出消沉、平静面对生活就已经很不错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依然痴心不改、执着于奉献呢？郑复生则回答说：“答案就在他这25年的经历。善良人们的温情和爱让他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奉献的真谛。我能感觉到需要帮助者那些期待、盼望的目光，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值得我去承担，并用毕生去追求。”

“民间打拐英雄”魏继中

魏继中，男，49岁，江西南昌人。被称为民间打拐的独行侠。

魏继中曾经是一名承包建筑工程的小老板，家境富足。然而，2008年他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期讲述了志愿者们帮助一对年轻夫妇找到被拐孩子的电视节目之后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这让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从此，魏继中开始尝试成为一名寻亲志愿者。5年时间内，他的寻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为了寻找失踪孩子，他蹲点守候人贩子，经常一守就是1个月。成功帮助61个家庭重获团聚。据了解，魏继中一年内基本上有11个月在外面，一年中在火车上的时间有七八十天。很多邻居都认为魏继中有好生活不会享受，整天不顾家，只知道往外跑，很傻。但魏继中说，“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和我一起出去，找到孩子，从头到尾经历过一次的话，我相信他不会再说我傻。他那个时候肯定会有种幸福感。”魏继中不仅要贴时间，而且还要贴路费，电话费，食宿费。在打拐的日子里，尽管他省吃俭用，仍然花去了10多万元，这钱全部来自于他的个人积蓄。为此，妻子很不能理解。“以前车房都有，过得多好，现在他就要把车卖掉，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是图两个钱我也没话说，但他不图钱反而是贴钱。”在这5年里，魏继中基本上没有往家里寄过钱，妻子和他吵闹过，但依旧阻止不了老魏打拐的决心。“每当我看到家长给我打电话求助的时候，就忍不住会去。”看到失去孩子的父母渴望团聚的眼泪，魏继中就无法停下脚步。当记者问他，“这么大的花销，还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你能坚持多久？”时，魏继中回答道，“只要还有能力，能走多远走多远。” 

“扛煤气罐助学的农民工”颜展红

颜展红，男，1963年11月生，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农村商业银行临时工。

1992年，颜展红夫妇来江都打工，学校在没有收齐借读费的情况下破例收下了他们的孩子。那时老颜便下定决心，要帮助困难的孩子，让他们踏踏实实上学。从2002年1月起，从每天扛煤气罐得来的报酬中抠出5角钱，存起来资助困难学生。老颜同时打了3份工：白天在信用联社负责水电管道维修，下班后挨家挨户送煤气，晚上给证券公司看门值班。有人劝他别太拼命，可他却说：“那么多孩子等着学费呢，我歇不下来啊！”生活的艰辛没有给颜展红带来灰色，相反，那些受助孩子的来信和成绩单，让他内心充满了阳光。11年来，老颜资助的孩子已有18人，每年用于助学的钱达到6000多元。这笔款看似不多，却是老颜扛1.2万多瓶煤气罐一点一点攒下来的。有人替他算了一笔账：平均每瓶气要扛上四层楼，高度在11米左右，老颜一年扛1.2万瓶煤气，相当于上下了15次珠穆朗玛峰。颜展红资助的孩子多了，就在信用联社开了个户头，请储蓄员定期把学费汇出去。信用联社的几名职工知道这件事后也悄悄约定，每次领工资时，把零头放进去，帮颜展红资助更多的学生。信用联社的会计许慧还专门为他做了一个账本，封面上写着“展红爱心基金”。如今，加入“展红爱心基金”的人已增加到17人，有个体老板，也有下岗工人，还有华侨寄来捐款……“展红爱心基金”资助的学生目前已增加到50多人。

11年来，颜展红用点滴爱心汇成了一条充满人间温情的长河，获得了江苏省十佳文明职工、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感动江都市十大人物等荣誉称号，并被中央文明办命名为“中国好人”。 

“32年奉养孤老的好儿郎”刘龙

刘龙是辽宁抚顺人。大连长海供电分公司调度室主任，高级技师。

32年前，在辽宁大连大长山岛当兵3年的刘龙即将退伍，离别海岛的日子，刘龙心中最牵挂的是他在部队照顾了3年的孤寡老人王玉英。此时，远在辽宁抚顺老家的父母期盼儿子刘龙能回到身边，而且回到老家还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等着他。然而最终，刘龙却作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继续留在海岛，做了一名普通的电工，照顾已近古稀之年的王玉英老人。1987年，刘龙结婚了，爱人王丽君也一起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此后的数十年，从挑水做饭、打扫卫生、翻地种菜到看病住院，刘龙事无巨细，精心呵护着这个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白发老母亲；32年来，海岛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刘龙对老人这份超越亲情的关爱却从未改变。为了让“姥姥”王玉英有家的感觉，享受孙儿绕膝的天伦之乐。刘龙结婚26年，除了有3年回家过春节之外，余下的23个春节，夫妻俩都是和“姥姥”一块儿过的。刘龙的事迹早已为身边的同事所知晓，在对他肃然起敬的同时，同事们也深受感染。同事孙庆感慨地说：“对待自己的父母，我们也不一定做到刘龙那样。”

多年来，刘龙曾多次获省市级学雷锋标兵，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首届“十佳道德模范”“大连好人”称号……在获得种种荣誉后，刘龙却仍然和以前一样，认真工作、用心照顾“姥姥”。对自己成为“名人”，刘龙还显得挺不好意思，“其实，我也没干什么，既然答应照顾老人了，难道让我半道儿撇下老太太不管吗？”如今，刘龙依然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安全供电第一线，99岁高龄的王玉英老人在刘龙一家的照顾下，幸福且温暖地度着晚年生活。

“残障孩子的知心妈妈”常梦   

常梦，女，52岁，北京市通州区关爱中心主任。

她是北京市通州区关爱中心的创办者，她用诚心挽救了许多单亲母亲的生命，她用爱心援助了许多残障孩子，她致力于公益事业，从1986年常梦开始关注单亲母亲到如今，她已坚持了26年，让爱洒满了祖国的许多角落。而今，她已年过半百，身体远不如从前；然而，她却不顾个人健康，刚输完液就立刻为救治孤残儿童四处奔走。

1985年，常梦发起成立了“单亲家庭知心关爱中心”，为单亲家庭提供子女教育、生活等方面的帮助，先后为65位几近绝望的单亲妈妈提供援助和关爱，间接援助了几百人次。帮她们开始了新的生活。那段日子里，她面对人们不信任的冷眼和误解，一个人默默地承受。她从未想过放弃，因为她愿意用生命继续去书写“一个没有完结的故事”。2001年，在几位残障孩子家长的推荐下，她接管北京智灵残疾人就业培训基地，并与丈夫黄雁平共同出资近10万元扩建了关爱中心，开办助残中心网站，建立了“重温母爱阳光家庭”，被外国媒体称赞为“中国原汁原味的人文工程”。2007年7月，黄雁平倒在了关爱中心的建筑工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了。痛失挚爱丈夫的常梦忍住悲伤，更加十倍地放心不下这些她带了10多年的孩子们，她一个人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公益工作虽然非常艰苦，但它是我自己的一种选择，我愿意去承担这样一份社会责任，所以，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毕竟公益工作现在越来越被政府和社会所重视，相信明天会更好！”常梦如是说。 

“爱心麻花义卖发起人”汪益宁

汪益宁，50岁，大连金石滩社会福利院院长。

2004年，汪益宁从事福利院工作后，一直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9年来，汪益宁利用福利院爱心平台，义务接收孤老、孤残、孤儿以及各类困难人士120余名，共计花费资金100余万元。2011年冬天，大连市中山区桂林街道一间窄小的出租房里，患有克罗恩病的黑龙江籍农民工孟宪清在破旧的棉被里蜷缩了近半个月，好心人将他送到医院时已经肠穿肚烂。孟宪清的病情很重，一天的治疗费就两三千元。为了帮老孟大哥筹集医药费，汪益宁想到了自己做麻花的手艺，决定义卖。汪益宁第二天就做了800根麻花，并在微博上发布了义卖地点。义卖行动获得了大连市民的响应，两元一根的麻花引发了排队购买，在志愿者的帮助下，800根麻花很快就卖光了。就这样，她一连做了22天的麻花，帮助老孟大哥筹得义卖款项2.6万余元。老孟大哥最终还是走了，但爱心活动却并没有止步。此后，汪益宁把义卖活动确定了临终关怀、救急、助学、助残4个方向，其中以助学和助残为主。每一次义卖的账目都由志愿者发布到微博上，每次义卖都有明确的救助对象，让参与的市民知道帮的是谁。爱心的力量是巨大的。2年来，“爱心麻花”微公益活动已经筹集爱心救助金11万余元，带动社会捐款200多万元，帮助了40人。2013年1月12日，“爱心麻花”义卖活动在一家商场大厅再次启动，这是“爱心麻花”的第41次义卖，为的是帮助一名7个月大的意外摔伤婴儿小硕硕。“我知道，在这些购买麻花的人里，有不少人根本就不爱吃麻花，他们买的不是麻花，而是奉献的一片爱心。小小一根麻花，把大家的爱心给紧紧拧到了一起。”汪益宁感动地说。 

■ 伴唱 

要突破“好人自危”的心理瓶颈

当一些好人却没有好报的事情发生后，“做好人难”或就成为了一种焦虑。越是如此，一些本想做好人的人，就越不敢跨出那一步。好人有好报，最简单却也最容易被忽略，对于一个崇尚道德、勇于做好人的社会来说，“我为人人”固然重要，“人人为我”其实也不该忘掉。

 ——媒体从业者张涨

围绕“好人好事”，一个当有的前提性追问是，“我们是否陷入了完美主义的偏执之中”？即便面对“最美系”，此一民间自发建构的道德偶像，也还有“质疑、嘲笑”的跟帖，遑论其他呢？生活总要继续，当你真正想做个好人、做些好事，无足怪哉的“嘲讽”，又怎会成为阻力？很多时候，所谓“质疑与嘲笑”，并不是针对“好人好事”本身，而是为了回击那生硬、陈旧、荒诞的，以人造榜样为核心的道德教化模式。时光流转，是哪样便是哪样，好人、好事，自该褪去神话外衣，走进寻常生活才好。

——某大学学生然玉 

好人的存在与发展是一个社会生生不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而社会对待好人和英雄的态度和行为，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试金石。如果每个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还有谁会挺身而出？所以感恩好人、关爱好人、帮助好人，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与其诅咒身边的阴暗，不如燃起一支明烛。我始终坚信，“好人有好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中国好人网创办人谈方

其实，“好人难做”每个人先得自我检讨，要做好人每个人都得从我做起。这就需要我们突破“好人自危”的心理瓶颈，坚持内在价值标准，不会管别人怎么看，只要自己觉得有意义，就毫不犹豫去做。心灵的失落要靠心灵去重拾，做的人多了，人际温暖了，好人自然就回来了，其他诸如制度的完善就显得从容得多。

——公务员木须虫

当道德无法调整一种现象，而且这种问题又亟待解决时，法律的介入是必要的。国家法律层面上及时给予支持，才能很大限度消除社会上“好人难做”的道德困境。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 

社会应该给好人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让好人受到起码的尊重。首先要建立社会的诚信体系；其次，要严惩那些恩将仇报的行为，不要让行善者受伤害；第三，要重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不要让社会交换成为所有行为的准则。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教授张登浩

（责任编辑：杨晓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