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王聃

　　并不如马丁·路德·金所说的，“在追求正义的活动中，愿景从来都极其罕见”。较之小人物的命运，因为天然的意气难平与感同身受，我们从来都有着殊途同归的朴素“愿景”。譬如对于聂树斌案，在这样一个致力于法治无远弗届的年代，人们期待想象中的沉冤得雪，期待在岁月流动间，司法呈现出它应有进步且肃穆的态度。也因此，聂树斌案成为一个法治时代事实上的司法现场：答案早在所有人的心里，人们只是想“众目睽睽”地来观察，被雪藏的真相如何最终呈现于围观者之前，并以此佐证自己对于现实保障的某种忐忑猜想。

　    6月25日的河北省邯郸市中院，以及它随后传出的意料之外的结论，正在不动声色地成为又一次的“佐证”。当天上午9时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诉人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一案。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消息，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答辩认为，王书金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并非王书金所为。王书金的供述与该起案件的实际情况在关键情节上存在重大差异。而如我们此前所知，王书金既是一个病态犯罪狂，因为他所供述的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他也成为该案此前“凶手”聂树斌能否平反的关键人物。

 　   之所以被媒体描述为“意料之外”，是因为此起开庭审理情形太过吊诡，它不仅表现在难以被围观者接受的结果，更表现为审理过程中检方非同寻常的姿态。王书金承认强奸杀人且愿意伏罪，辩护律师也认定他就是杀人犯，但检方表示“关键情节上存在重大差异”，进而否定其是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的真正凶手。检方否定意欲何为？这不免会催生出围观者的无穷解读来。我们能够理解围观者的汹汹之口，却也必须承认，单纯从客观程序正义的角度来说，检方的说辞或许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它并无明确证据，对王书金遵循的是“疑罪从无”原则。

　    围观者一地不解的目光中，王书金被检方“否定式”保护，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也在此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鲜明展现出河北司法部门对它倾斜性运用的逻辑来。人们会想起当初对聂树斌案的审理，没有提取指纹与精液，仅仅是因为他的口供，河北司法部门就匆忙定罪并将其送上刑场，有罪推定、量刑标准过于模糊，系列的程序正义被当作儿戏。然而，同样是对可能为聂树斌翻案人物的审理，疑罪从无的原则却在此有了倾斜式的“坚定使用”。对确定程序的执行当然是无可置疑的，真正需要索解的，是谁让疑罪从无的原则成了可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没有无缘无故被打扮的原则，有的或许只是难以融化的冰，与似乎无处不在的“幕后”。毫无疑问，聂树斌案不是一起单纯的司法“错杀”事件，它还考验着涉事司法部门对待它的公共态度：这中间是否有着刑讯逼供的手段，而控方又是怎样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最终将聂树斌送上了刑场？一切需要被还原。至此，聂树斌案已由司法公正的自我纠正，演变成了地方权力相护的博弈过程，河北相关司法部门的作为就不难理解：如果承认当年的失误，无疑将自己推向巨大的舆论漩涡。而以“程序正义”否定王书金的强奸杀人事实，恰是沉默与拒绝的一种，这也是被河北方面历来的态度所证实的。

　　聂树斌，生于1974，意外卒于1995，如果他能够活到今天，已经差不多四十不惑。我们在18年后再次念起他的名字，不过是因为坚信，所谓念兹在兹的法治社会，有理由去还原所有小人物们的尊严与安全。现在看起来，我们仍然显得过于乐观，聂树斌案依旧像极了一则不成功的法治寓言：悲剧开始得太过草草，正义显现得太过惊艳，而结局还在不知所终地一路踉跄向前。我们惟有等待，惟有继续呼吁，呼吁迟到的正义终究会来，等待一个不能缺席的昭雪时刻，我们是对现实依旧葆有相信的人。

（责任编辑：丁军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