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四口在湖南娄底的一条河里游泳溺水，27岁的邓锦杰等4人下水救人，但一家四口获救后却冷漠地离开了现场，邓锦杰身亡。时隔多日，被救者被当地政府找到后，才来到邓家，在邓锦杰遗像前叩首致歉。类似这样令人遗憾的见义勇为事件，以前也发生过，但这次有些不同，被救者当时的表现大大惹了众怒，以至他们成了事件中最受关注的对象，舆论痛骂他们对社会道德造成的巨大伤害。而邓锦杰的家人，尽管得到了整个社会的同情，却仍然显得相当无助。

　　这件事中，社会情绪的焦点更多集中在了“把那几个忘恩负义之徒揪出来，让他们下半辈子没法做人”上。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帮助邓锦杰的家人。

　　目前邓锦杰被授予见义勇为称号，也获得一定的奖励以及民间的馈赠，但对于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这远远不够。从情理上说，众人期待被救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表示，之前被救者的隐匿更放大了这种期待。但如今的现实是，尽管被救者现身了，实际上却并不能真正解决邓家人的问题。在各种令人遗憾的见义勇为事件中，有找不到被救者的，也有被救者无力补偿的。由此可见，保障见义勇为英雄及家人的权益不能指望被救者，更需要得到可靠的法律保障，这也是来自民间的馈赠无法取代的。目前，我国很多地方出台了规范和保障见义勇为行为的地方性法规，但保障规则过于笼统，同一种见义勇为行为的待遇也不一致，见义勇为保障部门的权利和义务、保障的对象、保障的标准都有待具体明确。

　　完善见义勇为立法不仅是保障见义勇为英雄权益的需要，也是保护善举和善心的需要。善心和善举有时候是出于人的本能，有时候是出于爱心，当这种善心付出和善举实施时，很多人并没有想到什么回报、甚至自己遭遇危险后会有什么保障，这也更彰显了人性的高尚。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和社会更应该主动从制度方面给他们提供保障。这种保障不仅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可以在社会上弘扬一种氛围，激励更多的人做好事、见义勇为。通过国家立法来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权益、确立褒奖见义勇为行为的制度，比如明确政府有相应的预算，同时鼓励社会捐助，在确保保障对象得到相应保障的同时，追究责任方的责任等。用制度来保障见义勇为者得到可靠的物质保障与精神褒奖，才能使英雄不再流血又流泪，才能使见义勇为成为一种风尚。吴云青

（责任编辑：杨晓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