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世孤儿

　　摘要：杜聪有1.4万个异姓的孩子，却没有一个是亲生的。他把一个个“卖火柴的小男孩”，从流浪的路途、失足的边缘拉了回来。

杜聪的口袋里，总会有各种新奇的小玩意，让孩子们惊喜不已。

　　他把一个个“卖火柴的小男孩”，从流浪的路途、失足的边缘拉了回来；在艾滋重症者的床头，接下“托孤”的重任。一晃十年已经过去。

　　他就是杜聪，智行基金会创始人、主席。

　　多年前，台湾作家白先勇曾用他温婉的笔触这么描述：他在渡那些孩子，携领一万二千个孤儿脱离苦厄；那些孩子也在渡他，给他一个机会，完成他人生最庄严的“救孤”悲愿。杜聪是上天派遣给那些孤儿们的“人间菩萨”。

　　“我们就像水鸭，水面上看起来很优雅，水下其实在拼命地滑！”杜聪也会累，曾经的俊朗少年头发开始变得疏松，眼角隐约浮现积劳沉淀下来的色斑。他时常也会觉得孤独，担心老无所依。可是，他又这么安慰自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1月17日深夜2点，在智行基金会（以下简称“智行”）郑州办公室里，工作人员一脸倦容，七八个大学生趴在桌子上打瞌睡。杜聪坐在面试的房间里，一边翻看资料，一边与学生交谈。

　　杜聪是个工作狂。11月16日晚上到达郑州后，他便连续三天加班至凌晨2点多。郑州办公室主任小雷说，这是杜聪的常态。曾经有一次，杜聪实在扛不住就问小雷：“我能睡五分钟吗？”得到许可后，他趴在桌子上迅速入睡。时间过去十几分钟，小雷不忍心叫醒他，但还有很多工作未完成，心里十分纠结。

　　面试是杜聪此行最重要的工作。每年都有大学生申请资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挨个家访，采集第一手资料。学生需要提供父母H IV感染证明、大学录取通知书等资料，并接受杜聪的一对一面试。

　　所谓面试，其实就是一个5-10分钟的交谈。一方面，大学生资助费用动辄上千元，杜聪需要核实资料的真实性，确保资助的每一个学生都是受艾滋影响的孩子。另一方面，这是与学生建立联系的绝佳机会。

　　他很疲惫，也很喜悦，十年前的他还在担心这些孩子是否能存活下来，如今，他们都已经上大学了！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原地区不少人因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2000年前后，经过近十年的潜伏期，很多地方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艾滋病发病情况。2002年，杜聪初涉中原，被眼前的灾难震惊，从此走上救助艾滋孤儿的漫漫长路。

他有1.4万个异姓的孩子，却没有一个是亲生的。

　　消失在艾滋村的金融高管

　　杜聪1967年出生于香港，小学至初中就读于香港圣方济教会学校。1982年他随父母移民美国，高中毕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念金融专业，随后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深造，获得硕士学位。

　　一度，他的理想是“成为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他也做到了———27岁成为瑞士某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29岁任法国一家银行副总裁。而立之年，智商160多的杜聪已步入金融精英行列。

　　如果不是2002年的那次中原考察，今天的杜聪或许是一位在金融界顺风顺水、左右逢源的“大温拿”（W inner）。然而，就在事业登峰造极之时，他离开了。

　　杜聪记得，第一次走访，他一连跑了好几个村庄。其中一个大队的几十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艾滋病人。“在阴暗的、密不透风的屋子里，躺着一个个病危的年轻人，本应是人生风华正茂的年纪，却过着天天与死神搏斗、没能力照顾幼年子女、风烛残年般的日子。”目睹人间惨境，一行五个男子汉无不落泪。

　　离开农村前的那个晚上，杜聪彻夜难眠，无法入睡。“仲夏夜，繁星闪烁。倚在窗旁，凝望星空，我立志要为那里的人做点事。”

　　其实，早在1998年，智行就在杜聪和几个朋友的张罗下成立，为艾滋病高危人群做预防工作。那时，杜聪的想法很简单：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同时做义工帮助艾滋病人。但中原之行，却让他意识到问题之严重、时间之紧迫：“艾滋病人遗留于世的孩子，还要在社会上生存数十年。如果他们得不到照顾，又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这群可能数以百万计的艾滋孤儿，长大后流落到社会很有可能学坏。”

　　那时候，杜聪会在某个凌晨时分突然醒来，然后无缘无故地哭泣起来。每次到农村探访，他心里就会平静一点。救助艾滋孤儿是件和时间赛跑的事情，杜聪却找不到可以担此重任的人，他只好自己来做。他自嘲道：“这个‘人间惨境’，我不入，谁入？”

　　甜瓜的故事

　　每个孤儿背后都有一段家破人亡的故事。

　　甜瓜，13岁，父亲因感染艾滋病去世，母亲带着姐姐改嫁，爷爷车祸身亡，他随后跟着叔叔生活。

　　这样一个以偷盗为生的孩子，最终被婶婶抓到，毒打一顿。甜瓜离家出走，跟着乞丐沿街乞讨。一天，改嫁的母亲找到甜瓜，带他回家。甜瓜再次出逃，不知不觉被火车带到了异地他乡。寒风萧瑟的秋夜，身着单衣的孩子深一脚浅一脚走在荒郊野地里，想起了卖火柴的小女孩，轻轻唱起绵远的故乡歌谣：双腿沉沉啊双脚疼，道路漫漫啊山野荒；暮色昏昏啊无月光，凄凉笼罩啊着实堪伤……

　　病倒的甜瓜被警察发现，并遣送回家，他这次和大伯住在一起，后来又被赶出家门，幸而同学收留了他。出世13年，漂泊6年之后，智行发现了这个孩子，给了他一个停靠的港湾。

　　甜瓜的故事，成为智行编纂的《海星讲故事》的开篇。每个来面试的大学生都会拿到一份《阿聪的艾滋工作录》和《海星讲故事》。他们借此可以了解到，还有和他们一样的孩子，曾像海滩上搁浅的海星那样绝望过，最终却重新拥抱生活。

　　杜聪在工作录中写道，如果能让艾滋孤儿完成初中课程，他们长大后会更有竞争力，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摆脱困境。除此之外，助学还可替孤儿精神疗伤，舒缓心中的仇恨。

　　智行的助学活动融入互助自助的理念。每年暑假他们会挑选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夏令营，到北京、上海、广州，让孩子们开阔眼界；给资助的大学生提供返乡工作的实习机会，帮助更多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2005年暑假，只有两个大学生参加暑期实习；2007年，参与的大学生超过30名。

　　“智行帮了14000多个孩子，如果他们去帮助社会，辐射能力很强。”杜聪希望，经过十年、二十年，智行留下的不只是给多少孩子交了学费，更重要的是鼓励他们摆脱艾滋病的阴影，树立社会责任心。

　　灰黑色连帽卫衣、牛仔裤，26岁的小雷看上去像未毕业的大学生，阳光开朗。他是杜聪的骄傲。2004年起，小雷成为智行资助的孩子，后来进入郑州一所大学学习企业管理。如今，他成为智行郑州办公室主任、智行大学生校友会会长。

　　这是个阳光的男孩子，用“开心哈哈”做密码，一开邮箱、Q Q，就想到今天要开开心心。难以想象，他曾经内向到和陌生人说话都会脸红。谈及过去，小雷眼中已经看不到太多悲伤。大学的每个暑假，他都会投入智行的活动中，家访、夏令营、兴趣班、香港马拉松，没有一个落下过。

　　从2002年到现在，十年时间里智行累计帮助了14000个孩子，其中有1200多个学生升上了大学。

　　未竟的事业

　　11月18日下午，面试完近60名大学生后，智行举办了一个迎新联谊会，在饭店摆下了五桌酒席，请资助的老生和新生共聚一堂。天花板上挂着五彩缤纷的气球，房间温暖得如阳春三月。

　　在杜聪的提议下，工作人员玩了一个名为“非诚勿扰”的节目，分别抽取五名单身男女青年现场配对，牵手成功就有小礼物。他知道，在一些被污名化的村子，受艾滋病影响的男孩很难找到对象。

　　大一的新生对师姐表白，牵手成功，全场起哄。唯有杜聪，倚在墙上，一只手高举着照相机在录像，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一切，静静地微笑，让人心里柔软并温暖。

　　最后一个节目，一个女生清唱《妈妈的吻》。她一手拿着麦克风，一手高举着拳头，大声而激动地说：“我终于要毕业了！我终于要工作了！我终于可以挣钱了！我终于可以回报智行和社会了！”

　　杜聪来不及和他们说更多的话，当晚连夜赶往周口做家访，并看望环保袋工厂的工人们。他的包里多装了一瓶学生送的折纸玫瑰花和瓶塞刻成的爱心印章。在路上，他用iPad或手机上网，写邮件，没有一刻空闲，饿了就扯面包咬几口。

　　环保袋工厂是2010年建成的，杜聪让受艾滋病影响的妇女到这里加工环保袋，挣一点生活费。半道上，他提醒随行者：“不要当场买环保袋，家访的时候也不要给钱，否则会让他们很没尊严。”

　　环保袋工厂建在村里，杜聪希望这些女工下班之后步行就能回家做饭。看到杜聪，七八位刚吃完午饭的妇女都起身向他问好。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工说，10月份只做了10天工，没有订单，生意稀薄得很，没订单的时候就在家种地。一个环保袋的工钱是7-8毛钱，一天只能做四五十个。一个鞋袋的工钱是1.3毛，一天能做三四百个。

　　杜聪用高昂的语气对她们说：“请相信我，我一定会带来更多订单的！”

　　事实上，就在几天前，他在深夜中所发的一条微博泄露了他内心的秘密：“今晚，本来是开心的日子，却反高潮，情绪低落。只想抱住一个人睡觉，但却要独守空围。人生苦短，为了智行，为了孩子，却要支撑下去？我每天不断发短信，鼓励智行的员工、义工、资助学生不要放弃，要撑下去。可是，谁来鼓励我撑下去？我累了，有谁知道？”旁边配了一张图片，杜聪坐在一辆覆盖着彩棚布的三轮车后，全身蜷缩，眉头紧锁。

　　他相信，公益未来的方向是社会企业，但智行的第一个社企正遭遇严峻考验：和法国雅高酒店集团签订的协议将于明年到期，今年雅高人事变动，导致环保袋订单迟迟无法签下。而且，在智行资助的孩子当中，还有500多个感染者随时可能发病离开人世。每每想到这里，他便更加难受。

　　杜聪用他特有的近似呢喃的声音说：“我们就像水鸭，水面上看起来很优雅，水下其实在拼命地滑！”他双手做了个划水的动作，无可奈何地笑笑。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责任编辑：杨晓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