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升迁机会进入荒野高原铮铮铁汉让盗猎者闻风丧胆

　　如今，已年过半百的才嘎仍然巡查在保护区的土地上，他说：“只要可可西里的枪声不停息，我就不会休息。”

　　总有一种精神，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信心倍增；总有一种人格，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自我完善。

　　谁曾经让你的心灵怦然一动？谁曾经让你的泪水盈满眼眶？

　　2004年，在中国寻找感动过你的人

　　才嘎，53岁，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生得高大威猛，双眼炯炯，一身豪侠正气。才嘎，藏语意为“高兴、快乐”。一如这名字，才嘎整天一副乐呵呵的样子。而他的另一面，却是冷酷无情、铁面无私，令盗猎分子望而生畏。32年来，在玉树、昂欠、程多和曲麻莱，才嘎值勤、巡逻，从未离开过青藏高原，他始终用一个藏人的赤胆忠心守卫着藏羚羊，守卫着青藏高原，他说：“可可西里就是我的情人，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会一直守护着她。”

　　2004年年底，才嘎成为CCTV2004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候选人之一。

　　可可西里，藏语意为“美丽的少女”。位于喀喇昆仑山以东、青藏公路以西、唐古拉山以北、昆仑山以南的可可西里，是片人迹罕至的青色山脉，这里本是藏羚羊的乐园。每年6月，成群结队的藏羚羊翻过昆仑山山脉和一道道冰河，历经艰险，奔跑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上。

　　盗猎使藏羚羊数量锐减

　　藏羚羊是中国一级保护动物，用其绒毛制成的“沙图什”披肩，在国际市场上每条能卖到七万美元，而制作这样一条披肩要杀死三到五只藏羚羊。克什米尔是全球加工“沙图什”最早和最大的地区。

　　由于暴利的驱使，长久以来可可西里地区盗猎藏羚羊的活动猖獗，使得藏羚羊这种青藏高原独有的珍稀动物由一百万只降到了目前的几万只。

　　身为藏人，才嘎爱可可西里、爱藏羚羊到了痴情的地步，他说：“动物也有生命也有感情，它们应该享受与人类同等的权利。”他回忆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青藏高原还是块生态净地，自然环境非常好，草原上到处是鸟语花香、小溪河流，不小心骑马走过，马蹄会在水中踩死好几条鱼。那时藏羚羊也特别多，看见人走近了也不会跑，还会让开一条路来让你过。”

　　大肆采矿使草场被毁

　　但好景不长，没有多久，人们发现了可可西里的宝石和沙金，发现了湖里可以卖高价的卤虫，大批的人就跑到可可西里地区挖金、找宝石、捞卤虫。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进草原，开进藏羚羊的栖息地，大片大片的草场被毁掉了。

　　后来，人们又发现藏羚羊也是“生财之道”，国际上流行天价“沙图什”披肩，藏羚羊绒成了“软黄金”，于是人们又开始猎杀藏羚羊。“青海的、新疆的、甘肃的人都往这儿跑，发疯似的打羊，一打一大片，数百只甚至上千只，非常血腥和凄惨！”才嘎为此痛心疾首。

　　才嘎22年的军旅生涯

　　1952年，才嘎降生在青藏高原腹地的玉树县。才嘎的父母，都是穷苦的牧民。才嘎一岁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从此他跟着孤苦的母亲和羊群，在青藏高原的深山和草原上一天天长大。

　　1968年，县里征兵的人来到才嘎的家乡，让16岁的才嘎动了出去见天下的念头，他偷偷报了名。90个人参加体检，只选取了2人，才嘎就幸在其中。在军营的22年，才嘎从排长、连长、参谋、科长，一直做到武装部长、政委。

　　转业去当贫困县的副县长

　　谁也没想到，1990年，正扶摇直上的才嘎转业到了曲麻莱当副县长，曲麻莱是个非常小而又十分贫困的牧业县，在那里当副县长跟在内地当个乡长村长无异，但才嘎热爱这份工作，也感到责任的重大，他要用自己的后半生带领群众保护和建设好青藏高原。

　　在部队的时候，才嘎有机会走遍了可可西里地区，也对可可西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时的可可西里真美呀。野牦牛、野驴、白唇鹿、棕熊，尤其是藏羚羊，满山遍野都是。”任副县长时，才嘎主管环保、公安工作，接触到许多案子，亲眼目睹了残暴的盗猎者对可可西里的蹂躏。而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中的决策偏差也加剧了可可西里的灾难。

　　主动要求去保护藏羚羊

　　1996年，正是曲麻莱县换届选举的时候，才嘎再次出人意料，突然提出退出县长竞选，并主动请缨要求到刚刚成立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

　　1997年5月，才嘎正式调到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任局长，1998年年初，才嘎带领队员们用借来的枪向盗猎分子打响了第一枪，从此，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才嘎的名字就与可可西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可可西里管理局反盗猎队队员们眼里，才嘎是个什么都不怕的人，是藏人中的一条铁汉。小伙子们说：“有他在，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有他在，进山打盗猎胜算在握，可可西里有希望。”才嘎是战斗在可可西里的几十位小伙子们的精神领袖。

　　白手起家建立“大本营”

　　从1998年以来，他率领反盗猎队伍，组织巡山240次，行程60万公里，破获盗猎藏羚羊和针对其他高原野生动物的犯罪案件10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人，收缴藏羚羊皮近4000张。但在管理局组建之初，才嘎接手的家当少得可怜：一辆翻过跟头的老掉牙的北京吉普车，1万元欠债，21名反盗猎队员挤在租来的两间房子里，以及每月1千元的租金。才嘎东奔西走想办法，把办公地从租房里搬出来，建立了自己的独院“大本营”；然后军事化地训练队伍，组织人员学政策、学法律、学环保知识，使管理很快变得正规。接下来，他到处求人借钱，建立了五道梁第一个前沿保护站，之后又陆续建立起不冻泉、楚玛尔河、沱沱河和卓乃湖4个站，并封锁住了可可西里的各主要关口。

　　疯狂冷血的盗猎者们

　　条件的简陋并没有动摇队员们的反盗猎决心，每年他们都要在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核心区内巡逻十几次，每次少则一周，多则半个月。在“无人区”巡山，不仅要克服高寒缺氧等困难条件，而且要学会忍受难熬的孤独寂寞。队员们在天寒地冻的保护区内风餐露宿、趴冰卧雪，傍晚时吃上一碗热方便面成了他们最大的享受。由于长期生活在恶劣的环境里，原本强壮的队员们都不同程度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和各种心肺疾病。

　　那时，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几乎随处可见藏羚羊的尸骨被抛在荒野……疯狂的盗猎者们有从国外贩来的枪支弹药、有越野车和步话机。而才嘎与他的弟兄们，除了一台类似手扶拖拉机的吉普车，连根烧火棍也没有。盗猎者十分清楚管理局如何的落后，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保护区”，明目张胆地捕杀藏羚羊。

　　借来冲锋枪开始斗争

　　才嘎只能靠设卡、路查拦截盗猎者，堵住被杀的藏羚羊的出口。因为才嘎一支枪也没有，赤手空拳怎么对付荷枪实弹的盗猎者呢？他的战友索南达杰就是惨死在盗猎者枪口之下的。“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枪！”才嘎像急红了眼的牦牛，向上级申请配发枪支。

　　但批文迟迟未下。“那就借。出了问题我承担。”才嘎铁下心来，向玉树州委领导陈述了反盗猎斗争的严酷，终于获准，暂时借来两支冲锋枪，开始与盗猎者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管理局成立的头3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面临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这让才嘎担忧和愤慨，他严令管理局的人员：“不管谁开的条子，只要经过管理局关卡，一律依法查处。”仅一年时间，才嘎和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共抓获了8个特大盗猎团伙。

　　毫不畏惧恐吓和威胁

　　1999年夏天，管理局查获一起盗猎案，缴获88张藏羚羊皮，抓了4名盗猎分子。结果，他们的同伙闯进才嘎的办公室，七八个人持刀围住他吼叫：“要么放人，要么把你的脑袋交给我们。”

　　见这阵势，才嘎没有丝毫畏惧，他给这些人讲动物保护法，讲盗猎多少藏羚羊判多少年刑，但这些人哪里听得进去，最后真的要动“家伙”了。才嘎一拍桌子，叫来一名队员：“你马上打电话给公安局，叫他们来抓人。”盗猎者见势不妙，一下子软了，就连推带搡地跑了。

　　至于恐吓电话，才嘎不知接到多少次了。有很长一段时间，盗猎者盯上了才嘎，连他的车也多次被砸。但才嘎并没把这些事放在心里，他依然按着自己的方式行事，带着管理局的同事们，在可可西里为野生动物构筑坚强的屏障。

　　走遍全国招募志愿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嘎越来越感到可可西里的保护仅靠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是不行的。“我们应该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可可西里，携手反盗猎。”在这个思路下，2002年3月，才嘎提出了一个方案，把在可可西里拍摄的600多张图片，做了130个展板，装了满满两车，从格尔木一直开到北京，在“新世界广场”门前当街展示。

　　藏羚羊与可可西里的命运，引起北京市民的强烈反响。接着，才嘎又乘势在新华网上发布公告，招募志愿者，加盟可可西里保护区。公告一出，立即得到全国范围内的响应。一时间，报名的电话打“爆”了才嘎的手机，在这种热情的鼓舞下，才嘎又带着这些图片，驱车石家庄、济南、青岛、上海，巡回展示，宣讲藏羚羊的悲惨命运。（作者：张洋）

（责任编辑：祁建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