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七旬老人15年资助13名贫困学子，晚景生病无人助。75岁老人沈兆骅，自1992年以来，先后资助了13位贫困学子，2006年，他被评为山西十大新闻人物。但他的善举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被资助的学生不是境况不好无力照料老人，就是因为资助中断而再不跟老人联系。如今，老人身体每况愈下，陷入无人照料的境地。（6月7日《山西晚报》）

　　《吕氏春秋•察微》里有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赎了一个流落国外的鲁国籍奴隶，战国时期人口稀少，国君鼓励大家赎买外国奴隶来本国，因此按规定子贡是可以向鲁国国库“报销”的，但子贡偏自己埋单，孔子很严肃地批评了他——孔子认为他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鲁人以后再也不肯替同胞赎身了。这个逻辑很简单：子贡是大款，绝大多数鲁国人根本没法像他那么“大方”，子贡这么做只会逼得大伙不敢再有行善之举。换句话说，古人早就给正常道德行为确立了经济学的价值准则：即任何道德行为、向善之举都离不开一定的“补偿机制”，道德选择也有一个“成本核算”或者“边际效用”的考量。

　　我们要反对“道德行为制度化”、倡导“道德回报制度化”。好在沈兆骅老人的遭遇是个例，也好在我们终究可以发现并弥补这种道德回报缺失后的酸涩。道德行为是无法制度化的，它更多地出于一种内心自觉，这个世界可以宣扬“在巨富中死去上一种耻辱”，但我们永远没办法制订一套“行善制度”来归置任何人的社会生活，善行是权利、而不是义务。黑格尔曾提及一种社会现象：有道德的人常常遭受不幸，而不道德的人往往万幸。道德人的不幸在于社会构架与社会秩序本身疏漏四出，即正常的社会安排有了缺失，对遵守社会规范的社会成员在付出与回报的安排上放任了偏颇；不道德人的幸运则是非制度化社会安排起了作用，一种逆向的激励分配机制为那些失范者提供了更多的获利机会，失范者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有着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与可能，社会结构却没有规范（或有规范却没有力量来限制失范者的作为）——正因如此，“道德回报”尤需要制度化表达，玛丽•道格拉斯在《制度是如何思维的》一书中指出：制度是社会“公义”的体现，它超出了个人功利性或自私性，而建立在人们共同接受的基本理念规范之上。“制度化道德回报”就是以利他主义的价值理性来纠偏道德行为失衡的成本收益预期——若想使真善美的价值信念被信奉，就得设法让真善美与利益相统一：我们无法强迫他人行善，但我们起码应做到让行善者不吃亏。

　　政府需要成为“道德回报”制度化表达的主导，这也是“以德治国”的基本要义。沈兆骅老人所资助的，不正是推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进程的劳动者吗？道德一旦要求直接受益人必须如何，就可能异化为一种值得警惕的道德暴力；但道德若不能从间接受益人（政府、社会）处谋求到基本保障与尊崇，则道德选择的成本必将日益高昂、道德行为的示范性必将凌空高蹈而丧失生命力。给“道德回报”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就是放“道德行为”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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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晓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