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长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选择了我们自己的道路。在不断学习、借鉴和继承的同时，如何防止因学习而把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解构掉，确实是一门不浅的学问和艺术。

　　在这方面，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和高手。他把两者巧妙结合，为我国既坚持社会主义、又突破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围堵杀出了一条血路，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在这个领域里面，邓小平可以说是挥洒自如，充满大智慧。

　　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来源于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自信。我们不难发现，在他老人家那里，我们绝对找不到“退让”一词。躲闪，画地为牢，把自己封闭起来，让出阵地，与他的性格和勇气是格格不入的。

　　 推动一项伟大的事业，特别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伟大的事业，不埋下头来认真地从自己的传统和别人的经验中汲取营养是不行的。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的最重要原因。我们用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知识和经验，不可能都靠自己原创，大多数须通过学习、借鉴、继承获得。只有如此，才能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学习的内容，无非两大类：一是本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积淀，二是其他国家和民族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一个国家和政党，如果对这些成果都一概否定、拒之门外，不可能有任何前途。

　　但是，怎样吸收和借鉴，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的党，在否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理论的背景下选择了我们自己的道路，在学习、借鉴和继承的同时，如何防止因学习而把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解构掉，确实是一门不浅的学问和艺术。这正是我们提出“批判地吸收借鉴”这个观点的深刻含义之所在。

　　在这方面，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和高手。他把两者巧妙结合，为我国既坚持社会主义、又突破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围堵杀出了一条血路，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在这个领域里面，邓小平可以说是挥洒自如，充满大智慧。

　　粗略地概括他的智慧：

　　一可曰“夺旗帜”。长期“左”的影响，使我们在许多领域里面动辄问“姓社姓资”，把不少原本属于全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东西看作资本主义特有的，结果是，这些东西没有销声匿迹，照样发挥着影响，而我们自己则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失去了话语权。因此，夺回这些旗帜，为我所用，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特别重要的一招。邓小平抓住思想解放这个关键，一个“猫论”，一句“摸着石头过河”，一招“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来”，把大量过去失去的话语权统统收入囊中，一下子扭转了局面。在回答西方记者“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的提问时，他不但给予了肯定回答，而且突出强调，“一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体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眼光和境界。

　　二可曰“涂颜色”。有些成果，西方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用。但从历史渊源讲，这些成果确实又是人家发明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人家的色彩。怎么办？邓小平的做法是：加上“社会主义”，就可以为我所用；加上“中国特色”，就把特殊性和一般性结合起来了。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比我们搞得早。现在，我们也搞民主，西方人难免会用自己的民主观对我们指指点点。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没有选择放弃民主，而是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在高举民主旗帜的同时，也拒绝了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同样，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既回击了僵化保守力量对改革开放路线的质疑，又断了西方别有用心的势力催促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念想。

　　三可曰“算明账”。对于好的东西，该承认就承认下来，不含糊，不藏着掖着、吞吞吐吐，但心中有数，不被人牵着鼻子走。在这方面，邓小平对普选的态度是最典型的。一说民主，西方人就拿出普选来作为衡量标准。对于这样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概念，邓小平首先予以认可。但是，认可了，并不等于我们就得照搬。邓小平自有解读：50年以后，我们可以实行普选，但现在的条件不成熟——三言两语，把底线交代得一清二楚。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邓小平则体现了另一种成竹在胸：既然香港在现有制度下保持繁荣，回归后可以继续实行它的那一套。香港无需因为回归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内地更无需因为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便要改掉自己。一国两制，各得其所。在当时普遍存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水火不容的观念的背景下，邓小平言简意赅地把这笔账算得明明白白。

　　四可曰“不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事业，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只能靠摸索前进。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毫不含糊：大胆试，大胆闯，对与错，是与非，在探索中才能见分晓，错了改过来就是。不能因为错误难免，就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前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对有些一时无法说清楚的问题，可以先搁置起来，不搞无谓的意识形态论争。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讲到“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一发明的钟爱。在他看来，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只能使得问题复杂化，而且白白耗费了大量时间，丢失机遇。也正基于此，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意识形态论争，邓小平不无惋惜地评价：“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以上概括，极为简略。邓小平在这方面的政治智慧绝不仅这几招。不管哪一招，之所以能收放自如，根本还在于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自信。正因为此，我们不难发现，千招万招，在他老人家那里，我们绝对找不到“退让”这一招。躲闪，画地为牢，把自己封闭起来，让出阵地，与他老人家的性格和勇气是格格不入的。

　　今天，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我们和国际社会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系更加紧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的智慧。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邓小平的政治智慧》）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