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峰

    杨志锦 四川芦山、北京报道

    “我叫秦振霞，安徽来的”，42岁的秦振霞一边朝桌子那头喊，一边扭头跑向路边的面包车。“回来，填下你的身份证号和血型”，桌子里的志愿者接待员朝她喊。

    秦振霞等不及了，载满志愿者的车子已经启动，去帮助灾民搭建帐篷。这里是4月21日下午4点的芦山县城迎宾大道，南京财经大学的大二学生黄嘉胜刚上了车，这是他抵达芦山的第一个小时，上车前，他正疲惫地坐在桌子后面吃饼干。当天凌晨，他晚点的飞机降落成都，因为交通拥堵和管制，他和大量抗震人员、物资一样，被截留在荥经高速或318国道上，只得徒步十几公里赶到了芦山。

    22日下午交通稍一改善，物资和志愿者便挤满了迎宾大道，志愿者人数从前一晚统计的两三百人一下子超过了千人。

    这是芦山地震后，NGO千军万马奔赴一线的一道场景。接受记者采访的不少NGO人士都表示，与2008年汶川地震相比，如今的NGO队伍相对成熟了不少，但各个组织在协同作战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还是来了

    “我们不接受单独前来的志愿者”，NGO备灾中心的小廖说。这是一个在汶川地震中崛起的NGO，并致力于搭建民间组织的合作平台。但这一次，帐篷上挂着手写的民间组织联合办公室的牌子，却只有小廖孤零零地坐在后面。

    由于交通拥堵，原本安排的分配物资工作未能进行，而所谓的联合办公室，“也大多是由相熟的组织构成的”，他说。而这一次，“伙伴们还大多在路上”，4月22日，小廖对记者说。

    4月20日地震发生后，便立刻有NGO呼吁同行不要立即前往灾区。“这是个进步，吸取了汶川地震的教训”，小廖说。

    “2008年的时候，太多‘山寨’的热心人士参与救灾，而如今我们是作为一股社会力量参与，是有序、理智地参与救灾。”成都NGO云公益执行主任傅敏告诉记者。

    地震发生后，她所在的成都公益圈微信群不断发布消息，先期进入灾区的NGO频繁刷新灾区的灾情和需要。“从反馈的信息来看，现在灾区最缺的是帐篷、食物、雨衣等物品。我们根据需求发布信息，集结物资。”4月20日，在成都的一次捐赠现场上，这些需求又陆续加上了婴儿用品、棉絮、防水裤、方便面。

    “我们不仅仅是来做好事的，而且要把事做好。”民间慈善人士穆光耀说。4月22日下午，当志愿者大量涌入芦山后，穆光耀觉得这里已是一种无序管理状态，“来的志愿者没有经过任何培训，有的只是爱心”。

    大量人员的涌入带来了冗余，有传言称，在一个灾区医院里，几乎是3个医生配比1个病人。有一个医生专程赶往芦山，可在医院里无事可做又返回了成都。

    类似的消息也在网上传播。微博上有人呼吁，因为私家车太多导致高速拥堵，社会志愿者不要再前往芦山和宝兴县，这条微博在16个小时内被转发了18万条。

    趋向成熟

    尽管呼吁不要大量进入灾区，但以救援为特长的NGO还是很快来到了芦山，毕竟，黄金救援期只有72小时。

    壹基金救援联盟的吴清（化名）在20日下午就同队友来到了灾区。“此次地震有一个较重灾区是双石镇，由于道路、通讯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而救灾指挥部又稍显混乱，我们不能等他们，就自己徒步进入了双石镇”，他说。

    身为一名登山教练的吴清徒步爬过滑坡，先对双石镇灾情做了基本评估，随后十几名队友带着照明设施、水、药品等物资进入了双石镇。

    吴清参与地震救援始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汶川地震救援相比，这次救援组织可以说喜忧参半。喜的是应急响应速度和质量比汶川地震时要好很多，比如20日上午9点半我们就已从成都出发了”，他说。

    而对于搜救成果，“没有成果，但这也是最大的成果”，他说。

    4月21日晚，红十字会蓝天救援队就已派出两组共28名救援队员在宝兴县驻扎，此时通往宝兴县的交通尚未恢复。“队员们徒步进入了宝兴县，设立了指挥部，然后放射状覆盖自己的活动范围”，蓝天救援队联络官王骁宙说。

    蓝天救援队开始也由户外爱好者组成，主要做山野搜救，但汶川地震后，通过参与救援发现自己“能力有限”的蓝天救援队，开始发展城市灾难救援。“队员们每年都要到位于凤凰岭的国家紧急灾难救援中心培训，还会有大型演习的考验”，王骁宙说。

    这一次，蓝天救援队派出了200多人的队伍，“比国家救援队还多”。

    同汶川地震救援时不同，民间慈善人士潘光耀这次在帐篷外多挂了一个牌子——志愿者培训点，“以往的志愿者，往往在救灾现场头3天帮不上忙，中间3天帮不上忙，后3天也帮不上忙，因为他们没有基本的技能”，他说。

    这些基本的培训包括自保能力、心理素质等。“救援人士的心理素质要承受得了，汶川地震后，有的救援人员每天烂醉，他们认为自己没能把人救出来而愧疚”，壹基金救援联盟的陈凯说。

    火线培训的效果立竿见影，就是NGO帐篷附近不再垃圾遍地。

    为潘光耀负责志愿者救灾现场培训的是平安星防震减灾教育中心的刘宝宗，汶川地震时，他是一个初次参与救援的志愿者，“什么都不会”。他在北川待了一年半，参与震后社区重建，后来又从事地震教育，“分布在3层楼的400人，培训的成果是逃生时间只需要40多秒”。

    期待协调作战

    2008年作为“中国NGO元年”，不单单指汶川地震锻造了国内的NGO队伍，还在于NGO之间的跨组织合作。

    根据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健刚的调查，全国有19个NGO的联盟在汶川地震中各地的资源动员和协调服务发挥着关键作用。

    芦山地震中，这一模式再被延续。十几家NGO组成了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队，分队长杨海平告诉记者，“我们是十多家公益组织联合组成的民间性质的救援团队，协助政府部门进行抗震救灾工作。因为我们几个公益组织都没有公募资格，无法进行善款的募集，所以在募资募款上我们和团省委一起操作。救援队按照职能划分形成了分工明确的部门，以协调筹资、物资募集、物资派发等各项工作，使救援效率最大化”。

    而在团四川省委层面，则在筹划一个名为四川公益节的活动，将300多家NGO召集在一起，提供资源交流的平台，使得各公益组织的参与更加有序。

    同汶川地震救援不同，此次联和救灾合救援队首先在成都组建协调，再根据灾区各地不同的需求决定开赴哪个地方，分派什么物资。南都基金会救灾部人士告诉记者，“后者在地震开展之后在相对后方开展协调工作，救灾较前者更为有序”。

    有序与无序，是参与者和旁观者判断救援组织工作的首选标杆。

    两天多的救援里，壹基金救援联盟的吴清（化名）觉得，芦山地震的救援组织“稍显混乱，信息始终无法到我们这来”。

    “NGO的优势是小快灵，响应速度快，武警、消防队伍的优势是大规模作战。我们的一个小队只有三四个人，开着小型越野车就到灾区了，所以应该是我们先去一些情况不明地区，进行伤亡人数、房屋损毁、物资需求等预评估，把信息反馈给指挥部，再由指挥部进行综合部署，这样可以把他们的优势放在更需要的地方。”吴清说。

    因交通管制被堵在318国道上时，他曾去与交警交涉，交警对吴清说，“前线志愿者都快成灾了”，“这让我很寒心”。而不得不承认的是，“整个NGO救援队伍仍然很散，很少沟通，闲的闲、累的累”。

    在芦山灾区，几乎每一个组织都表示会独立分发自己接收的捐赠物资，不愿委托政府或其他组织分发，“民政部门发物资时一堆堆成山，我们会经过前期调查，做到按需分发，不会浪费”，一家NGO负责人说。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