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汶川地震中，不少社会组织崭露头角；从救灾到重建，他们的身影无处不在。正因如此，有人将2008年定为“中国公益元年”。从此，包括公益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逐渐成长。

　　今年4月20日，7级强震再袭四川。羽翼渐丰的社会组织在此次4·20芦山地震中各显身手，成为地震救援中一股温暖的力量。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郭虹评价道：“相比汶川地震时的表现，这些社会组织成熟了，更加冷静、理性，效率也更高。”

　　从5·12到4·20社会组织理性成长5年

　　2013年4月20日上午10时，芦山地震发生近2小时后，成都市近10家公益组织迅速集结开会，集中讨论准备组织救援工作。当天中午，“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队”基本整合完毕。

　　 “这个联合救援队是专门为4·20芦山地震组织的。”救援队对外联络部负责人张鸣告诉记者，成都市内数以百计的社会组织在重大灾害面前，已经学会“先沟通、再行动”。其实，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成都的社会组织也曾组建“联合服务中心”；5年后临时成立的联合救援队，实际是当时模式的复制。

　　记者了解到，救援队由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NGO备灾中心、四川省共青团省委、成都心家园社工服务中心等机构组成；为了更有效地实施救援工作，救援队刻意弱化机构名称，并将其划分为物资管理部、灾情信息收集部、志愿者管理部等十多个部门。另外，在救援区域和对象的选择上，也有别于政府和军队的救援策略。“我们关注的是非明星灾区，而且强调的是专业社工的介入，”张鸣如是说。

　　4月21日7时58分，4·20联合救援队首批物资到达雅安。张鸣告诉记者，相比5年前的地震救援，这次地震中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表现要“好得多”。据她回忆：“5·12的时候，不仅有大量的组织，还有非常庞大的志愿者群体。他们散乱地分布在各个灾区，有的甚至自作主张地就去了，‘帮倒忙’的现象也就很难避免。”

　　对于社会组织在此次4·20地震中的表现，张鸣认为它们普遍较为理性，懂得“一切为生命让道”，没有出现一片慌乱的景象。

　　从5·12到4·20，社会组织的成长有目共睹。郭虹告诉记者，一批从汶川地震中成长起来的机构、志愿者和项目成为稳定的社会组织。“很多人留在成都，或者一直留在灾区。”相比地震救援，社会组织在灾后重建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张鸣告诉记者，灾后重建是个漫长的过程，经历过重大灾难的人需要社会工作者3至5年的陪伴，其生活状态才能慢慢恢复正常。

　　从宏观到微观专注做“细”与官方互补

　　 “政府保障生命安全，抢通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帮助老百姓恢复生活和生产。”采访间，记者发现，多数“公益人”都认同一个观点——在救援行动中，社会组织是政府和军队行动的补充。壹基金灾害管理部总监李弘认为，政府统筹的是宏观救援；而社会组织“做得比较细”，能够专注于不同群体，比如老人、妇女、残疾人以及地震孤儿等。

　　包括壹基金在内的很多社会组织，在救灾行动中并非各自孤立的。“前年、去年的几次灾害社会组织联合行动，是全国十一二家社会组织联合行动、快速救援、并且建立了备灾仓库。”

　　细，正是社会组织在地震救援中的最大优势。倪凯志既是成都益众扶贫的负责人，也是4·20联合救援队成员。他告诉记者，当救援物资抵达芦山县清仁乡仁加村时，他和其他队员坚持物资必须由每位接受的村民亲自签收，而依照“惯例”，这些物资只需由当地政府签收即可。“如果我们不坚持每个人都签收，那我们从成都过来就没有意义了，还不如直接从成都寄到雅安来。既然来了，就要做‘细’，”倪凯志说。

　　事实上，“民间组织的价值在于，总有一些事情是政府无暇顾及的。”张鸣告诉记者。不过，李弘坦言，中国的社会组织大多刚刚起步，在工作上无法做到非常明确的细分。好在，这种细分趋势正越来越明显。例如，壹基金着重关注灾害下的儿童；而总部位于广州的“多背一公斤”团队，则根据自身所长，逐步开展灾害教育的工作。

　　从组织到定位“公益是专业人做专业事”

　　 “公益不是做好人好事，而是专业人做专业事”，一位社工说。曾经参与汶川地震救援的“多背一公斤”团队如今意识到，比救灾更重要的是防灾。其创始人“安猪”告诉记者，就在4·20地震来袭的前几天，“多背一公斤”还在筹划向乡村教师和志愿者发放“灾害教育盒子”的项目，“我们希望让乡村的学生掌握更多灾害防治知识，比如设计逃生路线等等。”

　　“安猪”认为，对于灾区百姓，单纯的物质支援是远远不够的，“要让老师和学生都掌握基本的防灾减灾知识。如果说防灾的教育成本是1块钱，那么灾后重建的费用起码是7块钱。”

　　从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到专注防灾减灾教育，该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安猪”回忆道，汶川地震发生时，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都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结果大家全都冲进去了”。此后，关于社会组织能力和定位的讨论和反思从未间断。

　　与很多公益组织不同，“多背一公斤”将自己定位为社会企业，并拥有其自身“造血”系统。在“安猪”看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必须找到其能力所长的定位，“比如我们在专业救援和筹款能力上能力很弱，那我们就着重教育。”

　　 “5·12之后，很多四川的机构都发展了服务于当地的救灾、紧急救援组织，有些擅长快速分发物资、信息收集的能力。”“安猪”说，像“多背一公斤”这样位于广州的组织更多的是做好某些专项教育，发展更多的服务内容。他告诉记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各家社会组织找到了合适的定位，有利于相互联合、能力共享。

　　南方日报记者 唐柳雯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