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当很多人还在为做什么工作而烦扰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已经悄然改变，选择做“全职公益人”。
 正当很多人还在为做什么工作而烦扰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已经悄然改变，选择做“全职公益人”。在这些人当中，有的曾经是西装革履的高级白领，月入颇丰；有的是刚走出校园的大学毕业生；有的，曾经是一名销售人员、电工、校医等等。不同的人生际遇，共同的理想，让他们加入同一个行业——公益。

　　我们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纯粹”和“简单”。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他们的目的很纯粹。他们对不幸充满同情，对生活充满向往。

　　“全职公益人”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一个群体。广东省青年干部学院教授、志愿者研究专家谭建光认为，全职公益人是以公益事业为自己的正式职业，领取薪酬，全力以赴推进公益发展的人，他们具有献身公益的热情，具有公益经验的技巧和能力。这个群体的出现，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

　　正因为贴了“公益”的标签，所以很多人会好奇，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公益”作为职业？他们的生活如何保障？他们的工作如何运作？这份职业“前景”如何？本期特别策划，一起走进这些“神秘莫测”的全职公益人们！

　　汤懿兰：做商业赚钱做公益赢心

　　“我想做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人，影响很多人主动去投身公益，改变世界……这个梦想好像有点大了，但我有信心去改变当代大学生。我们的教育让很多大学变得功利，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也功利，我想改变他们。”

　　看着记者名片上“宣传先进青年”几个字，汤懿兰思考了几分钟，便决定发出这条短信，她认为自己就是“先进青年”，她所做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在随后的聊天中，我们却更愿意用“有理想的青年”来形容她。

　　谈过去：募捐200万的威水史

　　促使汤懿兰成为“汤懿兰”的，可能还是缘于2010 年那件轰动高校和传媒的募捐事件。

　　2010 年4 月1 日，还在中央财经大学读大一的汤懿兰得知高中同学吴志伟得了白血病，“他家里很穷，而我又是班长，我应该帮助他。”正是这个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理由，让汤懿兰开始了一条为吴志伟募捐的路。

　　后面发生的事情，是初入大学的她远没有想到的。

　　她发动了高中、大学的所有认识的同学募捐，并组建募捐团队，通宵写了一封16000 多字的倡议书，做宣传视频，在网络发起爱心倡议……最终，他们为志伟募得了约80 万元救命钱。

　　但这笔捐款并不能解决志伟的医疗费用问题。时隔半年，汤懿兰接到志伟父亲的电话，得知志伟依旧在ICU 病房抢救，之前筹得的钱已经花光。汤懿兰毫不犹豫开始了第二次募捐行动。

　　这一次远比第一次募捐困难得多。之前支持自己的60 多所高校和同学，陆陆续续退出募捐阵营，最难的时候，汤懿兰几乎是一个人在奋斗。彼时的她，不得不重新找人帮忙，重新联系慈善机构、社会组织等。

　　为了快速高效地为志伟筹得救命钱，汤懿兰决定举办一次嘉宾会。她先后拜访了100 多家公司，邀请他们参加嘉宾会，多数公司给了她肯定的答复。可是，到了2011 年5 月8 日当天，天降暴雨，很多原定参会的企业根本没有出现。汤懿兰第一次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但她没有放弃，打电话叫朋友来撑场，到地铁站拉行人做嘉宾……尽管全身淋湿，但她也感觉值了，因为她为志伟募得了三万多元善款。

　　两次募捐，历时一年多，募捐到善款近200 万元。如今，志伟也已康复，准备继续他的学业。

　　对于志伟来说，汤懿兰救了他一命；对于汤懿兰来说，救助志伟也让她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谈现状：弃公司投身公益

　　帮志伟募捐，体现了汤懿兰作为一名财经学生的专业能力，一个投资商便邀请她参与公司的组建和管理。对于汤懿兰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但最后她还是放弃了，不是能力不行，而是“有太多白血病人找到我，我觉得我不应该做商业”。

　　于是，她从公司出来，转投公益，受邀成为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该基金会致力于提供骨髓配型和患者教育、咨询、互助、权益维护等服务。

　　在这里，汤懿兰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当中不乏北大清华毕业的高材生，放弃出国留学、高薪工作等机会，投身公益。“据我了解，他们的工资都不高，就是两三千。但他们都做得很开心，每天还没到上班时间就都来了，下班以后又还在忙。”“开心、满足”和“成就感”是做公益带给汤懿兰的感受。

　　“之前我还没有很强的信念说‘我要留下来’，但我接触了基金会的所有人之后，我知道，这就是我要留下来的地方。”汤懿兰坦言，她的决定并未获得家人认可，因为父母还等着她供三个弟弟妹妹上学。她告诉记者，近期她要回家一趟，尝试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父母。

　　谈理想：我要改变当代大学生

　　在和记者的交谈中，一身职业装的汤懿兰很高挑，言谈举止也比同龄人显得成熟一些。

　　其实，汤懿兰要到明年6 月才大学毕业，却已经提前进入了工作状态。今年她的筹款任务是至少一千万。“现在还没有一点进展，压力很大啊。”一方面喊压力大，一方面表现出来的却又是信心满满。

　　接触过汤懿兰的人，都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干劲、爽快、自信的人，她的自信，甚至带有一点点天真。“我的理想啊，我的理想是可以改变世界。”也许这句话的口气有点大了，她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你想改变整个世界是很难的，但我觉得哪怕能改变一点点，我的价值就已经体现了。”

　　最后，她说，如果实在不行，她最起码要改变当代的大学生。在她看来，当代大学生现实而功利，越来越缺乏社会责任感。她的经历让她认为，她有责任和义务去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就是“公益”。

 　　罗典：有信仰才能坚持下来

　　“对于未来，我自己也不清楚能走多久，之前每次儿希会遇到质疑，我都挺着急的，现在已经很平静了。因为历史总会被遗忘的，重要的是现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会努力将现在的事情做好。”

　　罗典是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希会”）广州站的一名社工，也是一名善良、乐观的年轻妈妈，人称“乐儿”。

　　汶川救灾，结缘儿希会

　　乐儿原是一家公司的财务，怀孕期间，因为经常混在妈妈网上，所以知道儿希会，“儿希会经常在妈妈网的爱心版块发帖，而且捐款非常透明，我对它很有好感”。

　　2008 年汶川地震，妈妈网招募志愿者，乐儿马上报了名，送一些奶粉、纸尿片到当地的孤儿院。在汶川，乐儿见到了儿希会创始人张雯。因为受灾，当地孤儿院断电，乐儿马上电话联系四川的表妹，送来一台发电机。张雯对乐儿的应变能力很是认可，并力邀她加入儿希会。乐儿犹豫再三，还是婉拒了。“觉得自己能力还不够吧，而且在灾区看到太多死亡与分离，还是有一些心灵伤害的，”从汶川回来，乐儿便辞了工作，带着女儿回到长沙老家休养。

　　休养的这一年，乐儿戏称是“人生一大改变的开始”。“回顾自己的过去，人生没有太多值得回味的东西，若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人，也是件让人开心的事。”想清楚了以后，2009年10 月，乐儿加入了儿希会。

　　一旦投入，便放不下

　　一转眼，乐儿已经陪伴儿希会走过了快三年的时间。“每天八点半开始上网，一上网要看论坛、QQ 上的留言，处理各种琐事，等到忙得差不多了，一天也就过了。”采访期间，乐儿的电话也没有停歇，她一边说着“抱歉”，一边回复信息或接电话，“一旦投入进去，就放不下，每个孩子都很着急”。

　　儿希会目前主要做先心病、地贫、脑瘫等儿童常见疾病，“做救助关键的是要有医疗资源，只要儿希会拥有这种疾病救助的条件，都会救助”，多年的儿童救治工作，乐儿已渐渐掌握了各种疾病的情况、求助流程以及寻求资金的途径等，而对于没有能力救治的孩子，儿希会则会介绍他们去找其它可提供帮助的机构或组织。

　　目前，儿希会有100 多名志愿者，“虽然骨干成员只有30 多个，但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若没有这些志愿者，我一个人根本就做不了这么多。”

　　曾经有人指责乐儿，只知道叫别人去做事，自己却从来没有去探访过患儿，对此，乐儿感到委屈，“若我每天都去探访孩子，那重要的事情（筹款）就没有人做了”，虽然很委屈，但人家也没有说错，后来再开展救助的时候，每个患儿乐儿都至少亲自去探访一次。

　　没有信仰，就难以坚持

　　“没有信仰，真的是做不了这份工作。”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益益事件，对儿希会是一个重创，当时他们并不懂得如何去做危机公关，觉得把孩子照顾好就行了，没想到纯粹的“好心”有时并不被认可，还有可能还会被利用。

　　“有一段时间真的快崩溃了。”教会的信仰让她逐渐认识到，“死亡不是一个结果，而是另一个新的开始。”原本背负着责任去救人的她，也逐渐释放了自己的压力，“我们应该感谢每个受助者，让我们有机会去帮助他们”。

　　没有办公室，没有丰厚的福利，每月仅有将近3000 元工资，而且还要承受一定的心理压力，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但爱人与婆婆的支持，让乐儿能够全心全意地专注自己的公益事业。

　　“对于未来，我自己也不清楚能走多久，以前儿希会遇到质疑，我都挺着急的，现在已经很平静了。历史总会被遗忘的，重要的是现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会努力将现在的事情做好。”

 　　黄启亮：医生拿手术刀我拿相机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公益拍客，除了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外，还要有一颗坦然的心。我一直觉得‘吃喝多少，命中注定’，所以我可以很坦然地去面对生死，这也让我更理性地去帮助他们。”

　　他原本只是一名媒体广告业务员，因经常在客户组织的公益活动中帮忙当“拍客”，渐渐地被影响，从一名“业余拍客”变成一名“公益拍客”。他就是一有空就会背起大书包，拿起相机去帮人的黄启亮。

　　让镜头下的故事“有卖点”

　　两年来，黄启亮参加过20 多次公益活动的拍摄，拍过养老院、孤儿院，去过山区，他用镜头记录了很多温馨感人的场面。渐渐地，他不再只是一个记录者，而是一个传播者，用自己手中的工具帮助别人。

　　2011 年底，黄启亮无意结识了来自四川攀枝花的地贫妈妈李真会，李真会因为坚持医治地贫女儿，被老公抛弃。她千里迢迢来到广州求医，没钱的时候便带着女儿沿街乞讨。这是一个动情的故事，但如何让这个故事感人，让大家来帮助这对可怜的母女，黄启亮经常绞尽脑汁，寻找机会“制造”故事。

　　“对社会来说，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因为需要帮助的人很多，所以要找到它的‘卖点’。”于是，就有了“地贫母女回家过年”、“地贫妈妈找工作”等事件，“为了省钱，4 年来李真会每天只吃一顿饭，这就是‘泪点’。”黄启亮表示，没有“卖点”的故事吸引不了别人的关注，更不可能让别人来帮助她们。

　　也曾经有患者质疑过黄启亮，认为他是想赚钱，或借此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等等。“这些都很正常，做好自己就行了”，正是这一份坚持与淡然，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公益拍客黄启亮，而他的电话也似乎变成了“求助热线”。但他并不是每求必应，“对于自己找上门的，我会先通过深入的聊天，或实地考察，确定其真实性，然后再看看他们有没有‘卖点’，有卖点才可以做。”

　　虽然黄启亮有时“故意”让受助人流泪，会让人觉得“狠心”，“不狠心，就没办法帮到他们，能够帮助人，做‘恶人’也没关系。”黄启亮笑言他也是一名“医生”，都是在做救人的事情，只不过“医生拿手术刀，我拿相机”。

　　图片比文字更让人震撼

　　2005 年，黄启亮的女儿出生，“为了记录女儿的成长点滴，就买了一台数码相机”。黄启亮觉得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公益拍客，只不过是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了，“多年在媒体行业工作，拥有的媒体资源、朋友多，这是其一；出来工作11年，心理成熟度提高了，想问题也更周全了，这是其二；还有就是经济基础，虽然我们一家三口在广州还是租房子住，但并不影响我的拍客工作。”黄启亮还调侃自己是个热爱公益的“小愤青”。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公益拍客，除了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外，还要有一颗坦然的心。我一直觉得‘吃喝多少，命中注定’，所以我可以很坦然地面对生死，这也让我更理性地去帮助他们。”黄启亮面对自己帮助过的人，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有缘碰到，能帮就帮。”

　　每帮助一个人，或者参与一次公益活动，黄启亮都会将自己拍摄的图片，以及文字说明发上博客，且每篇文章的结尾，都会有他的个人照或他与受助对象的合影，“我是个记性不太好的人，有图片可以让自己想起当时的情景。图片隐藏着一些重要信息，有时候它比文字更让人震撼。”

　　一个月前，因为新工作耽误了他的拍客工作，黄启亮便辞职了，“其实，公益拍客一直都是我的副业，在新工作没找到之前，我可能要暂时做全职公益拍客了。”今年7 月，黄启亮自发组建了一个10 人的公益团队，名字就叫“公益拍客”，“这个团队还是很业余的，主要做一些集体探访活动，对于救助个案主要还是我自己在做”。

　　等到时机成熟，黄启亮还考虑注册一个民办非企，继续做公益，“现在是边积累边帮人”。

　　龙素云：最大的收获是“开心”

　　“工作已将近半年，我很热爱现在这份工作，很开心的是自己选对了方向。我们现在有5 个全职工作人员，工作氛围很好，能看到自己的成长。经常上山下乡做图书阅读推广，还可以参与各种公益活动的交流学习，对我来说，就像是另一种形式的打工旅行。”

　　龙素云，一个爽朗、乐观、活泼的女孩，皮肤黝黑，却从不避讳谈论这个话题，“没有办法，我生下来就这么黑了，记忆当中似乎没有白过！”这种自我嘲讽的性格让刚接触她的人立马就能喜欢上她，她还有一个豪放大气的名字——大龙。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旅行

　　大龙是一个典型的80 后，有思想、有抱负，去年刚毕业的她，本来已经和好友计划好去打工旅行，无奈最后因为家人强烈反对，只能作罢。执着的大龙因此颓废了好一阵子，上网、睡觉、发呆。

　　今年2 月的一天，大龙跟一个师妹聊天，无意中知道了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满天星”），“师妹当时在一家公益机构实习，经常跟我分享她工作中的一些经历和感受，也让我知道了公益也可以是一份工作。”以前，大龙对公益的概念就是“志愿服务”，就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

　　通过师妹，大龙认识了很多NGO，其中就包括满天星。“满天星是做图书阅读推广的，而我本身也喜欢教育，更重要的是，它的理念与我的理念在很多地方是一致的，让我可以放心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大四的时候，大龙曾在广外附中代课了一个学期，原本可以留校的她，因为教育理念的不一致，最终选择了放弃。满天星的出现让大龙很高兴，“有很多NGO，但只有满天星跟我的理念一致，所以，就是它了！”

　　通过面试，今年3 月，大龙成为满天星的一名实习生。3 个月后，大龙转正了，与另一名工作人员国王负责阅读推广中心的全面运作，“工作已将近半年，我很热爱现在这份工作，很开心的是自己选对了方向。我们现在有5 个全职工作人员，工作氛围很好，能看到自己的成长。经常上山下乡做图书阅读推广，还可以参与各种公益活动的交流学习，对我来说，就像是另一种形式的打工旅行。”

　　“我其实并不伟大。”

　　从一名参与者到组织者，再到推广顾问，大龙表示自己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而公益这条路还很长，“我其实并不伟大，只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但我会发现，我做的一些事情或多或少影响了一些人，即使让多一个人看书，也是一个进步。”每个月扣完税，工资可能不过2500 元，但大龙却很知足，“我可以给家里生活费，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原本对这份工作还不太认可的家人，也渐渐懂得了大龙的想法，“一直到我转正，妈妈才觉得，哦，原来这可以是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她也会问我，是不是做得很开心，我就说，是，很开心。”

　　因在满天星要学做饭的缘故，一直不下厨的大龙，也学着跟妈妈进厨房了，“感觉自己没那么暴躁了，也不容易发脾气了，上网也少了，经常会坐下来看看书。”

　　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大龙很满足现在的工作，“感觉以前那些挫折，都是为后来做铺垫的。如果觉得自身还有不足，我会一直在这里学习，未来的我可能会选择考研，也可能会去做老师，但我目前最希望的是将手头的工作做好。

 　　Q＆A

　　什么是“全职公益人”？

　　广东省青年干部学院教授、志愿者研究专家谭建光认为：“全职公益人就是以公益事业为自己的正式职业，领取薪酬、全力以赴推进公益发展的人。”

　　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森认为“全职公益人”主要是指在非盈利机构从事社工工作的一群人，“他们选择了这一份工作，更多是喜欢做，不是以报酬为目的的，是真真正正在履行社会责任”。

 　　“全职公益人”有什么特点？

　　1. 具有献身公益的热情：做公益首先要有兴趣，这样才有动力坚持下去；

　　2. 具有公益经验和技巧：除了有兴趣以外，懂得积累经验才能将公益事业发展得更加出色，而不是盲目地做好事；

　　3. 具有职业管理与运作能力：将公益变成一份工作，需要有一定的职业规划，将公益持续进行下去；

　　4. 具有学习提升的能力：公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全职公益人通过自身的不断学习，去适应公益的各种变化，从而让更多的人受惠，让社会更加和谐。

　　（谭建光）

　　“全职公益人”为什么会出现？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岳经纶认为，全职公益人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客观条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开始分化，呈现更多元化的市场氛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市场之外寻求帮助，这也是造成社会公益组织不断增多的原因；

　　二是主观条件：从以往对社会公益组织的限制，到现在有选择地放宽对其的社会管理，让优秀的NGO 能够迅速发展壮大，这是制度变化带来的影响。

　　曾经，一条“深圳市慈善会2010年25个员工的工资支出为270多万元人民币，平均每个人接近11万元，是目前深圳民间机构年工资约五六万元的近一倍，比公务员工资还高。”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热议。一方面，大家对公益慈善机构高薪表示不认可、不接受，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表示， 长期以来， 公益机构薪资太低，所以招不到人才，成为阻碍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一大因素。

　　而实际上，深圳慈善会工作人员的高薪，在全国并不多见，更多供职于基金会、NGO 的全职公益人们，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在广州，很多人拿着每个月两三千元的工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待遇，是选择工作的一个参考，但追求和信仰，则可以支撑他们在公益的道路上无悔地坚守。

  　　未来将有更多的“社会企业家”

　　“全职公益人”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安逸舒适的生活不是他们的追求，加入这个行列，很多人都缘于一种感动或者触动——曾经接受过别人的帮助；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和价值；身边的亲人或者朋友遭遇不幸……不管是因为什么，这个群体的出现，通过他们的行动，给社会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关爱。

　　“全职公益人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了这个行列，可见这个行业发展的前景是好的，而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也在不断提升。”启智服务总队队长、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森曾经在一家很不错的公司工作，后来辞职做了“全职公益人”。但他同时表示，自己不会去要求别人一定要像自己一样全职做公益，但只要喜欢做，他就会鼓励他们加入这个大家庭。

　　“全职公益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日趋成熟，已经进入了正式的职业序列。”广东省青年干部学院教授谭建光认为，这也标志着具有爱心、热情的人士不再只是全义务地免费劳动，能够将公益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一直奋斗，也帮助其解决了后顾之忧。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岳经纶认为，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社会企业家”，与平常我们说的企业家一样，他们是优秀的、有创意的、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群体，但社会企业家更具社会责任感，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不仅仅是为个人，更多的是回报社会，为有需要的人。

 　　“全职公益人”呼吁更多政策支持

　　尽管“全职公益人”听起来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但是要真正把它当做谋生的饭碗，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乐儿是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的一名骨干，每个月的工资也仅有三千元左右，但工作量却比之前一份工作翻了一倍，连周末都不能休息。

　　支持她的，除了信仰，还有家人。“这个工资真的很难招人，所以很多事情只能自己扛着。”儿希会长期需要招募工作人员，却因为工资待遇偏低，工作量大，很难找到合意人选。这个问题，在很多NGO 都存在。

　　今年，广州陆陆续续成立了多家社工机构，社工缺口也不小，尽管提出了“五险一金、专业培训、年终奖”等看似丰厚的待遇，却仍然“吃不饱”。一方面，资金有限；另一方面，社工这一行业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和认可。

　　所以，社工机构更愿意招募一些“有信仰”的员工——哪怕你只是相信这份工作可以让你感到快乐。“信仰”是鼓励他们前行的力量。

　　“只要社会公益组织能够健康发育，能够很好地生存下来，并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全职公益人就可以找到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岳经纶对社会公益组织提供的平台表示认可，但在政策支持方面，他认为社会可以给全职公益人提供更多的资源，如优惠政策、培训机会等等，这样也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他们的故事

　　何国良：快乐很重要

　　何国良曾经是一名销售员，在参与志愿服务中体会到了快乐，从最初的一名周末志愿者，变成了恒福社会工作服务社的一名社工，全身心投入志愿服务事业。

　　“人有信仰很重要，即使外在环境不如意，仍然要保持乐观的心态，这样一切困难也会迎刃而解的。”何国良说。

　　 胡伟星：帮别人，也是帮自己

　　他一直强调：我不是社工，因为还没考到社工证，只能算是全职义工。

　　作为一名残障人士，胡伟星从2004年开始做义工，后来因为工厂倒闭，在明月关注服务中心负责人林老师的指导下，做了一名全职义工。

　　“无论是残疾还是健康，只要自己肯努力，就会有人关注你、帮助你。一开始做义工，我觉得是在帮助他人，但渐渐地发现，我也可以从中收获很多，在与其他服务对象交流后，自己待人处事各方面也有很大的改观。”胡伟星表示。

 　　林义平：做志愿精神的“传道士”

　　林义平是一名校医，因空闲时间较多，他便在2001 年加入了义工组织，现任番禺区义务社会工作社联合副会长。

　　志愿服务之余，林义平还多次受邀前往云南、内蒙、陕西、甘肃等地进行公益培训。

　　林义平表示，“我希望能够像传道士一样，传播志愿文化和服务残疾人，为一生培训100 万名残疾人、志愿者、爱心市民、学生而奋斗。”

 　　潘炽标：做公益“上瘾”

　　1980 年，潘炽标因身体原因被迫辞职，原本就是残障人士的标叔，虽然生活拮据，却一直参与志愿服务。

　　“以前也有很多人帮助过我，我也要回报社会。”从教堂义工探访孤寡老人、关怀流浪者，到亚运亚残会志愿者，再到筹建残障人士工疗站、“阿福工作室”、“护苗计划”，“对于志愿服务，我已经做上瘾了。”25 年的志愿路，标叔风雨无阻，无怨无悔。

 　　专题策划：潘小洁

　　专题采写：记者 潘小洁 庄茜芸

　　实习记者 林小韵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