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讯（记者陈香）学者是否应该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话题的发言？介入后，是做一个安全的表扬家，还是做一个“不合时宜”的批评者？三人成众，学者陶东风、肖鹰、赵勇各自拿出《博言天下》、《天地一指》、《抵抗遗忘》，结集为“时代批评家”系列，由时代出版传媒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当下的文化之所以单向地商业化或低俗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知识分子、人文学者作为批评群体的缺席。虽然有学者有一些表达，但这些表达大多是空对空，甚至是捧场的，真正尖锐同时有针对性的社会文化批评是缺失的。”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表示。

　　其实，对学者是否应该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话题的发言，学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学者应以学术建设为己任，在相关学术圈子贡献力量，无需对社会话题指手画脚；另一种则认为，学者不应仅仅局限于学术的圈子，而应运用自己的知识积累和理性判断，对公共事务和社会话题发言，尤其是建设性的批判，给社会舆论纠偏。作为一位专志于美学研究的学者，肖鹰表示，他初始并无意写类似的批评文字，以为不必、不当、不值。所谓不必，因为这些文字多是应时而作，与他的专业研究无关紧要；所谓不当，是因为批评总是惹怨生嫌；所谓不值，从实效惠利来看，这些文字自然是出力不讨好的。然而，从本报2007年邀请他撰写关于“于丹现象”的文章开始，之所以在其后数年中写下一系列跨专业的文化评论，包括比较尖锐的批评文章，肖鹰称为“欲罢不能”：“常常在面对当下社会文化商业化、低俗化走向时感到深刻的焦虑，所以有了这些不吐不快的文字。”

　　肖鹰认为，谈到公共事务，应该是多层面参与的，当然不应该把学者排斥在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之外。然而，在学者跨越自己的领域进行积极的社会关注和参与，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评论工作对提升相关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有建设意义的同时，也要警惕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专业背景泛社会化的问题。“知识分子在社会表达的时候，首先应该运用他的专业知识，进行理性有效的表达。知识分子应该保持一种理性的自觉，对自己局限性的自我警惕，不要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可以发表意见，否则，会导致专家自毁声誉，所谓‘专家的垮台’。”

　　古往今来，大家都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理性和良知的载体，因为他获得了更多的知识，有更好的教育背景。90年代以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很多人都回归学院当中，以学术为己任。“当然这样一种选择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一名学者，当社会出现越来越多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那样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比较纯粹的学问的态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勇认为，除了保持对学术本身的关注，学者还应该面向社会发言。因为学者自身知识的积累，接受信息的渠道，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判断可能更理性，传递出去的声音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公众构成影响。“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媒体如此发达，大家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反而更需要一种具有理性深度的声音。”

　　同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强调，观点的影响力应该在公共交流与选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而不是因为发言者是权威，或具有什么头衔。“希望我的观点进入意见‘市场’——意见本身也会形成相互作用的‘市场’，如果这个意见被大多数人接受，自然而然会产生舆论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一些公共话题的探讨上，有些学者的发言背后是有权力和资本的影子的，导致公众对一些学者的发言产生了怀疑。所以，陶东风强调，在一些与公众利益切身相关的公共问题上，“专家的意见不应该不经过公众讨论就被政府直接采纳。不能在公众缺席的情况下，由政府和专家直接作出公共决策，必须有其他各界人士的参加”。陶东风认为，文化批评是一种基于专业知识的公共性写作，他自己的文化批评本质上是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诉诸公共使用，因此，在其文化批评中，一方面从来不谈论私人性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在文化批评中探讨面向小圈子的专业问题。文化批评的公共性还体现为批评立场和尺度的公正性，文化批评切忌圈子化。“可惜，现在很多所谓的文化批评就有圈子化的倾向，导致文化批评的公信力的下降。”

　　据了解，《博言天下》对当前生活中的文化、文学、教育、娱乐等现象进行了独到深邃的解读和评说，《天地一指》对当今中国文化生活中的文学、影视、娱乐和教育等领域进行了文化反思和美学解读，《抵抗遗忘》对文化、文学、娱乐、教育等现象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现场评说，三书体现了人文学者执著的理想主义情怀，和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担当。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