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六教授、四校长商榷

　　作者：刘泽华 

　　蔡元培取消“经学”是激进主义吗

　　或曰：“1912年，当时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把八科变成了七科，把经学砍掉了。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人的眼中消失了。……我们得承认，当时的激进主义也造成了不良的后果。”蔡先生是在学制上取消了经学，其实在蔡先生之前，早在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讲国学时就取消了“经学”，他是否是激进主义之师？

　　徐显明先生有段精彩的论述：“狭义的国学，常把它定义为‘国故’或通常理解为四书五经，对此我们不能忘记它在历史上曾经被演变为封建礼教，而礼教是吃人的，也就是说，它有封建意识形态的功能。所以现在我们复兴国学，对于其糟粕的方面要予以充分的警惕。其二是还要关照到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对于今天的意义，不能因为要复兴国学而否定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使新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给我们带来了科学、民主、人权、法治、人道、理性，这些成果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制度与精神的文明形态，而且它们恰恰是传统国学中所缺乏的。”

　　徐先生的论述未必是直接回应所谓的激进主义，但我认为在事实上把问题回答了。

　　经学是与帝王制度相配套的观念形态，其核心是“三纲五常”，其顶端矗立的是专制帝王。帝制被推翻了，难道还应尊孔读经？蔡元培取消经学是激进主义，看来袁世凯恢复尊孔读经则倒是正当的了！蔡元培取消经学“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希望提出此论的先生能细细道来，给予论证。

　　近若干年来，激进主义基本上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使用这个概念应慎重，用时要有具体论证，且不可乱戴帽子。

     国学的核心价值是和谐吗

　　或曰：“国学”、“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是“和谐”、“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等。对此我多有疑问：

　　首先，对国学范围的认识有那么多分歧，从哪里入手概括它的核心价值？如果国学大体等同于儒学，上述概括是否准确另当别论，总是一家之言。但我们能用儒学的核心价值等同于国学的核心价值吗？我认为是不妥的。原因很简单，国学的范围比儒学大得多。

　　其次，就说“和谐”吧，试问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是什么关系？社会结构是以“和谐”为主吗？这个问题涉及古代社会基本结构的大问题，在这里不能细说。简言之，古代社会是一个矛盾重重的社会形态，与其相应的观念不可能用“和谐”来概括，只能在矛盾中陈述。

　　第三，即使暂时把范围缩小到儒学，难道其核心价值就是“和谐”？从儒家学说上看，既讲和谐，又讲等级贵贱，如孔子说的：“贵贱不愆”、“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儒家说的是金字塔式的和谐，这能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和谐同日而语吗？我与倡导儒家和谐论诸位先生的分歧，就在这点上，这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至于儒家金字塔式的和谐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另一层次的问题。

　　给国学注入精华问题

　　或曰：“充分汲取和借鉴世界尤其是欧美近现代文化中的精华成分，给国学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 如果这是一种学术理念，是不能不较真的。国学既然是“老祖宗”的“中国的传统学术”，那它已成为历史事实，历史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给它“注入”什么？当然，面对历史有个诠释问题，加入了“我”的因素，但不管“我”怎样诠释，有一条前提是绝对不能动的，这就是不能改铸历史事实。把“欧美近现代文化中的精华成分”“注入”到国学中去，那还是“国学”吗？

　　国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吗

　　或曰：“传统文化是全世界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增进世界华人的沟通、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或曰：“复兴国学，其实是在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独特文明和中华民族独有的生活方式三个层面来寻找其必然性的。”

　　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任务。对此有几个基本问题要加以区分：

　　其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历史范畴，不同时代不尽相同，甚至有质的差别。现实精神家园的主体不可能是“传统文化”，我们的精神家园正如我们的社会形态一样，也同样处于探索、创造过程之中。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方向进行探索和创造。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尽管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某些营养，但两者有着质的差别。有的先生提出我们又面临新的“轴心时代”，我很赞成，新的“轴心时代”一定以新的思想创造为特征。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同样是历史的范畴，国学作为传统文化，在现实的凝聚力、向心力中是个辅助性的因素，不宜过分张扬其意义。

　　其二，“传统文化是全世界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的提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世界华人的文化分野是不可忽视的事实，因此这种提法有很强的犯他性。我们不应提出建立“全世界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的构想。

　　其三，说到“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独特文明和中华民族独有的生活方式”，从全球通史看，“独特”、“独有”与封闭程度成正比；交流越频繁，“独特”、“独有”成分就相对弱化，甚至边缘化。面对发展，无须留恋“独特”、“独有”。 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融合是主体性的，“独特”、“独有”是辅助性的、相对性的因素。

　　“道德建设的需要，也是治国理政的需要”吗

　　道德无疑有其连续性，但其核心部分一定是随时代而变化的。思想观念的时段性与时代内容是首先应关注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形态与传统社会的形态有着明显差别，道德概念虽然很多相同，但基点是有本质区别的。国学中的道德以儒家为主，而儒家道德又以“三纲”为核心。“三纲”控制下的道德，是以依附性为基础的。这与现代社会以公民平等为基础的道德显然有质的不同。我们国家处于转型时期，同样，社会道德的主体部分也处于再创造时期。从传统中能直接承继过来的道德观念是很有限的。以法制为基础的道德，才是建设新时期道德的基础。人们常常惊呼人欲横流，面对人欲，我们不应学鲧治水的方式，而应学大禹的疏导方式，用法律来规范人欲，使其顺流。要在博弈、契约、遵法的实践中建立新型的诚信，这与以自然经济为背景的古典诚信有时代的差别。忠、孝是传统道德的核心，现在我们也还讲，但与历史上的忠、孝能同日而语吗？在道德领域，当前的主要事情是根据新情况建立新道德，新道德基本精神不可能来自国学，而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升华。

　　把国学提高到“治国理政”的高度，似乎也有点离谱。在大体相同的社会形态里，历史有资治通鉴的作用；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前一时期的历史，其资治通鉴作用则就极其有限。时代不同了，是不可能用先王之法来治现实之政的。

　　国学是软实力中“最大的优势”吗

     或曰：“那么我们的软实力是什么？我觉得中华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也是我们最大的特色。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们需要重视并大力扶持国学学科。”

　　什么是软实力？众人看法不尽相同，但大致说来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我不否认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软实力中的一项，但说是“最大的优势”，显然过分夸大了。

　　我们现在的软实力是以我们的硬实力为基础的，与硬实力相配套的，其“最大的优势”是改革、开放、民主、科学、公民精神等等，概括一句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精神文明、和平外交等，怎么能是传统文化的国学？当然，伴随我们硬实力的提高，国学也相对彰显，但无论是对内与对外，国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处于“最大的优势”地位。道理很简单，国学是古典的东西，时下说的软实力是现代性的。我认为，不能为提倡国学而过分夸大它的意义。

　　国学是中华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吗

　　或曰：“要在传播自己的思想时赢得最广大的人们的认同，即找到文化的‘最大公约数’”。

　　提出“中华文化”的“最大公约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论者给出的答案是两个字：国学。对此我要疑惑：理由是什么？从何说起？

　　要说“最大公约数”，不仅有时代、范围等复杂问题，还有真理、科学、规律、习俗等判断标准问题。这些问题不论述，很难径直宣布什么是“最大公约数”。

　　如果说“国学”是“最大公约数”，究竟指什么时代？是古代，还是现代？

　　前边说到，时下对国学范围的认识差别那么大，在哪个范围内说“最大公约数”？

　　徐显明先生说的吃人的“礼教”、“封建意识形态”，包括在“最大公约数”中吗？

　　这些问题没有讨论和论证，便说中华文化的“最大公约数”是“国学”，恐怕难以成立。

　　与此同时，还有“儒学在世界范围内被认识和接受是一种历史必然”，以及“用儒家思想表征我们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应是最佳选择。”这都是无稽之谈，向无来由。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此文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78期4版《关于国学“学理”、“意义”若干论点的请教与质疑（上）》）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