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 □滕朝阳

　　7月12日下午，广东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刘润华在慈展会的峰会—————中国社会创新：“理论与实践”主题研讨会上进行主题发言时，分享了广东社会创新的思考和实践，指出社会组织在“去行政化”之后，一个“更加迫切的课题”是加快社会组织的“去垄断化”。

　　社会创新有赖于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而关键的一环又在于促进各类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不必讳言的是，行政化、垄断化几乎是当下社会组织的普遍特征和普遍病症，事实也证明，但凡这“两化”比较严重的地方，社会组织都存在发育不良，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问题。不言而喻，推进社会创新，就必须大力消除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和垄断化。

　　客观地说，当前社会组织的发育发展并不平衡，有的已走上了“去行政化”之路，开始瞄着“去垄断化”前进，更多的，恐怕还没有走出行政化的窠臼。行政化的社会组织，不过是行政化思维渗透社会管理的产物。在行政化思维的笼罩下，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在组织方式、运行机制等诸多方面高度同质化，既没有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能力，也没有创新管理、服务社会的动力，沦为人们俗称的“二政府”。严格地说，行政色彩浓厚的社会组织只是政府的附庸，并不植根于社会，自然也不可能在社会管理与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

　　如果说，人们对社会组织行政化弊端及其改革已逐渐形成共识，那么对社会组织“去垄断化”的必要性认识还有待于深化。如刘润华副主任所说，广东旨在打破垄断，积极推行“一业多会”，一些协会就有“不同意见”：办得好的认为自己办得这么好，质问“为什么非要成立多个协会和我竞争”；办得不太好的也诉苦，说自己日子已过得很艰难，推行“一业多会”，简直就没法活。在“去垄断化”改革中，社会组织有这样的反应很正常，若因此有生存危机感则意味着产生了可喜的正面效果。刘润华副主任说得很好，对前一种“不同意见”，“我们的回答是：你的协会已经是龙头老大，难道还怕一个小萝卜头和你竞争吗？”对后一种“不同意见”，“我们的回答是：正因为你们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所以，才要引入新的竞争者”。

　　行政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在“去行政化”改革之后，社会组织倘若还存在垄断化特征，则可以说“去行政化”还不彻底，社会组织还在享受着行政化的“余荫”，因为这所谓的垄断地位，既非形成于自然的垄断，也非充分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力量主宰下的“独此一家”。不能想象，行政化藩篱不突破而能有社会组织的大发展；同样不能想象的是，没有竞争激发的社会组织而能有活力并保持活力。

　　社会组织发育得怎样、成长得如何，关键在于厘清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许，理想的状态乃是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当然，这不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的离弃，而首先意味着政府应以“去行政化”、“去垄断化”的眼光和思维对待社会组织。如果我们承认政府的有限性，如果我们旨在建设一个开放的、创新的社会，我们就不能不视社会组织中的行政化和垄断化为“共同的敌人”。

　　（作者为北京青年评论家）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