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现象绚如夏花社会道德寻觅常青

 　　关注理由：

　　2012年的春夏之交，“最美”成为公共舆论中的高频词汇。“最美”背后的感人故事，渐渐抚平“小悦悦事件”带来的社会伤痕。但是，“最美”的绽放，是否意味着社会道德已经回归？我们又如何让“最美”从高频变为常态？

　　□　视点关注

　　法制网记者 范传贵

　　6月13日14时20分02秒，吉林省长春市363路公交车司机付秀丽开车行驶到同志街与解放大路交会处附近时，突发疾病，呼吸困难，却强忍病痛把车平稳停在站点，并转移乘客到后车，近60名乘客无一受伤，而她却被送往医院急救。

　　她被称为“最美女公交司机”。

　　从“最美教师”张丽莉，到“最美司机”吴斌；从“最美战士”高铁成，到“最美女公交司机”付秀丽……短短一个多月内，“最美”现象在全国各地开花，不断发酵。

　　有观点认为，这是继去年因“小悦悦事件”而起的“道德滑坡”之后，一轮强有力的“道德回归”。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春晨则认为，我们社会的道德现状既不能用“道德滑坡”来概括，也不能把“最美”现象的出现说成是“道德回归”，因为道德和良心在当代社会并不缺失，存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最美”现象反映了社会的常态化道德生活秩序。维持常态化的道德生活秩序，需要更多“凡人善举”的支撑，需要更多的人默默无闻地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坚守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而领导干部和拥有权力职业岗位的人更应做践行职业道德的表率，还要从制度层面完善职业行为的道德奖惩机制。

　　“职业精神”成就“最美”

　　靠边停车、拉手刹、打开双闪灯，让乘客下车。在身受重伤的生死时刻，吴斌完成了一个职业司机人生的最后一次驾驶操作。而这一次在高速路上接近完美的停车，保证了车上24条生命的安全。

　　正当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一群学生准备过马路时，一辆客车突然失控冲了过来，与前方停在路边的另一辆客车追尾相撞，被撞客车猛力冲向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危险瞬间，本可以躲开逃生的张丽莉，以一个职业教师的本能，冲上去救下了学生，自己被卷入车轮下，双腿粉碎性骨折，高位截肢。

　　“事实上，吴斌只是做了一个司机应该做的事情，张丽莉只是做了一个教师该做的事情，他们只是在他们的职业岗位上，尽到了他们应尽的责任，坚守了自己的职业精神。”孙春晨说着，反问道，“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并感动万千人？”

　　“因为在我们的大多数工作中，有人并没有真正做到恪守‘职业精神’。”孙春晨以吴斌为例，说道：“谨慎驾驶、保证乘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专业司机的基本的职业要求。吴斌在肝脏几乎粉碎性破裂的极端情形下，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忍着剧痛，按照操作规程将大巴车停稳，这需要强烈的职业精神作为保障，而并不是每一个司机都能做到。”

　　孙春晨说，在现代社会，所有职业岗位都是平等的，岗位从业人员的人格也是平等的，大家以微笑、真诚的精神面貌，各自做好本职工作，按规则办事，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他人服务，并享受着他人提供的各项服务，相互信任，彼此服务，如此良性循环的职业生活秩序，就能形成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温馨和谐的社会道德环境。

　　“有人认为，当前我们社会的道德问题积重难返、很难解决。的确，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我们不可能期盼短时期内整个社会的道德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对社会道德的改善持观望或失望的态度。遵守职业规范、做好本职工作，是从业人员起码的道德底线，如果大家都能在职业岗位上做好自己的那一份工作，那么我们社会的道德生活秩序就会朝好的方向转化。”孙春晨认为，“那些英雄式的道德典范理应得到全社会的赞赏，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平凡的职业岗位既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平台，也是他们服务他人的场所，普通人的平凡行为同样应该得到鼓励。”

　　官员应起道德表率作用

　　在孙春晨看来，恪守职业精神，解决道德问题，尤其需要官员和处于有权岗位的人员起到示范作用。不过，如果官员没有恪尽职守，也会给群众带来负面影响。

　　“一个政府部门的办事员，他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在你的职权范围之内做好该做的事情。但是在现实中，有个别办事员可能就是不按职责给人办事，消极办公，试图从职权中置换出利益来。这样一个小办事员，他可能就给群众心里留下了负面的职业道德印象。”孙春晨举例说，“个别官员言行不一，甚至连基本的法律法规都不遵守，这种情况就会让群众对官员的道德水准失望。”

　　孙春晨向记者分析了官德败坏的危害：“政府官员不同于普通的百姓，他们的手中握有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如果他们的道德品性低下，做有悖于公共利益的腐败之事，其权力行为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将严重地损害政府的道德形象。”

　　而相反，如果官员能在道德建设中起到表率作用，其示范效应也极其之大。

　　今年5月25日下午，沪昆高速昌樟段大雨滂沱。漫天大雨中，一辆疾驰的小货车因刹车不及，将一名在高速路上行走的女子撞倒。此时，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舒晓琴从江西宜春调研结束后驱车赶回南昌，遂下车施救。

　　这一事件经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评论纷纷褒奖官员见义勇为对社会道德建设的正面意义。

　　道德秩序建设需制度保障

　　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讲述了雷锋亲密战友乔安山在雷锋去世后的30余年里，以雷锋为榜样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不过，其中却有一幕让人心寒的故事，即乔安山在救了一名老汉后，却反被其子女污为肇事者，要求赔钱。

　　这样的场景在过去的一年里时而上演，给社会道德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个被公众所认可的观点是，绝大多数的人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要对这种行为所要付出的代价和可能获得的收益进行计算，只有在他认为收益可能会高于代价的时候，才可能选择这种行为。

　　因此，一件符合社会公德的事情，或一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的成本如果太大，就会让群众采取与之相背的行为。

　　有专家认为，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在为缺少见义勇为英雄、在为世风日下而痛心疾首，然而无论是见义勇为，还是对道德的遵守，都不是没有成本的。因此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善行的完成，那么道德观则会被忽略。

　　“道德观的形成是通过博弈的方式产生的。道德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中的种种制度安排在客观上使得遵从道德的行为成本过高，而违反道德的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小。本应在公平基础上的博弈变得不公平，博弈的作用被极大地异化，这样，好的公共道德是难以树立的。”兰州大学法学院学者俞泉峰说。

　　“我爷爷也曾经为这种事情困扰过很久，最后只能靠坚定的意志去克服。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完善相关的保障制度，至少保障‘学雷锋’不会有什么损失和危险。”乔安山的孙女乔婷婷如今是雷锋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从实践雷锋精神角度，他向《法制日报》记者提出这样的建议。

　　孙春晨也提出，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激励道德行为。例如要完善道德的奖惩制度。“在职业行为评价机制中加大道德的分量，形成一套测评职业行为道德表现的量化体系，将职业的具体行为与相应的道德要求和职业规范对应起来进行考评，然后把这种量化了的职业道德评价机制与从业人员最为关心的升迁以及经济收入等挂起钩来，使从业人员的道德评价机制更具有可操作性。”

　　“面对当前的社会道德状况，虽然个人的道德力量是微弱的，但是，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需要我们每个人道德力量的积聚。因此，在我们对不断改善民生、努力保障公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提升各级政府和官员在公众中的道德形象的同时，每个人应从践行微小的道德行为做起，坚守自己的良知与道德底线。”孙春晨说。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