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说：人坐在飞机翅膀里

　　2011年秋，“崔永元+公益”成了一个关键词，公益的对象既有乡村教师，也有青年导演。两样公益，理念却一致：长见识。让乡村教师坐飞机，长见识；让青年导演跟世界电影人接触，还是长见识。

　　崔永元的公益梦始自5年前的“重走长征路”.当时他通过企业家筹集到1800万善款，用于改善沿途两百多所乡村学校的教学条件。长征路走完，1800万“竟然”没花完。原来公益慈善并非想象中那么耗资巨大。有的学校只需七八千块钱就能解决问题--把黑板从水泥换成玻璃的，课桌换成崭新的，让学生用上书包而不再用篓子，再买上篮球、排球、足球乃至彩色粉笔。有的学校要求更直接，捐台馒头机就行，学生们喜欢吃馒头，食堂做不过来。

　　一行人到了一个村子，崔永元坐在后排旁听。老师在讲飞机。学生举手问：“人坐在飞机哪里？”老师想了想，回答说：“翅膀里。”“我的‘乡村教师培训计划’里一定要有坐飞机。”崔永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让乡村教师坐着飞机来北京，回到课堂上，再讲飞机，就能说出乘客坐在哪里了，“而且还能告诉学生，飞机上的吃喝是免费的，飞在云端是什么感觉。”

　　重走长征路后没多久，崔永元公益基金成立，“乡村教师培训计划”启动，迄今为止进行五届，基本没有教育教学法的培训课程，而是请敬一丹讲化妆、带大家看升国旗、去歌剧院听歌剧……2007年底，第一届学员赶上了莫斯科芭蕾舞团来京演出，百名教师走进大剧院看了《天鹅湖》。不少老师都不敢喘气：“哇！穿那么少，离那么近。”

　　2011年8月举行的第五届培训，学员们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不少教师兴奋坏了，他们还享受了“特殊待遇”--天安门管理局每次特许乡村教师站在警戒线里的最前排。

　　公益可以“零投入”

　　“小手笔”公益的难题在筹集。

　　“乡村教师培训计划”开始时采用定向募款。比如向甘肃天水企业家募捐500多万，培训甘肃教师，尤其天水的教师。这个办法只用了一次。后来崔永元找到了筹款新模式：互联网。本届34万多元善款，就是通过崔永元官方微博募得的，最后只用了28万多元。

　　“乡村教师培训计划”出炉不久，就被上海一个基金会学了去，但人家使出了新招儿。比如计划让学员吃西餐，就发布消息希望餐厅来认领，结果是一批餐厅来争抢。这就是所谓的“零投入公益”.实行到第二届，就到了许多人“走后门”争抢参与的地步，“得关系好，才会把这个机会给你”。

　　崔永元前阵子在广播里听到，正在直播募集培训计划所需的火车票，两个小时募到了四十多张，还有人更干脆：“别募了，我包了。”可按照规则，每人只能捐一张。“做慈善做到这地步，也真是做到极致了。”崔永元屡次提及“上海经验”.

　　“家庭日”也是“上海经验”.每个家庭领走一位乡村教师，负责这位教师一天的生活。参加者需要交出一份计划，说明详细安排。学员和家庭成员一块上早市，一起买菜、做饭，去公园，看IMAX（巨幕电影），去上海最高的地方喝杯咖啡。家庭资格也得考察，“你是一单身男青年，我们是一个女教师，交给你还不放心呢。一定要有孩子什么的，全家齐上阵，一块才行。”崔永元说，“晚上八点之前必须把我们老师还回来。”走后门的很多，一位上海作家有一天给他打电话：“你得想办法给我弄一个名额。”

　　手续费，另行认捐

　　2011年，红十字会因“郭美美事件”陷入信任危机。崔永元认为，其实民间的慈善火焰按都按不住。“如果你不让他相信，他就着急找他可以相信的人。”

　　崔永元“乡村教师培训计划”第五届中的100位乡村教师进家庭，百分之百的家庭是“走后门”才得到这个公益机会的。崔永元觉得2012年还是要招募，要有一个竞争机制。“现在是谁关系好谁就能把乡村教师领走，而等到总结发言的时候他比乡村教师话还多。这是一种双向培训，看样子好像是他帮乡村教师服务一天，实际上他得到的更多。”

　　“郭美美事件”后，崔永元就提出把自己的每笔账都晒出来。“我们早都晒习惯了。”他并不觉得慈善有多难，就是几个字--公开、透明、监督、晒账。

　　崔永元指出公益组织最常见的一个基本问题--手续费到底是多少？“3%也行，5%也行，10%也行，15%也行，还有的比这还高，这个规矩是怎么定的？到底应该是多少？这个钱是干什么用的？你要把它弄清楚。”

　　崔永元曾经参与发起过“给孩子加个菜”项目，志愿者开着车一趟一趟去捐助地监督饭菜质量和食堂情况。志愿者要吃要喝，汽车更要加油，这些钱就是所谓公益项目中的“手续费”,也叫执行费用。崔永元坚持否决这笔费用，因此，“给孩子加个菜”的执行费用是零。他设想的理想格局是：募捐者如果只是想让孩子把这笔钱完整地吃到嘴里，那就捐助主项目；执行费用，就是“手续费”,再由愿意的捐助者认捐。这笔钱其实很少：“按高了算5%,每一百万就五万。”

　　但无论主项目还是执行费用，都应安排专人在网上公示每一笔明细，哪个菜是在哪个菜市场买的，价格是多少。公众可以去那家菜市场亲自核实。

　　“乡村教师培训计划”进行到第五届，有教育主管部门的干部冒充乡村教师，混了进来。细心的义工发现这几位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都不大正常，于是报告给基金会工作人员，把他们“劝退”了，并要求他们退回参加培训的所有款项。除去培训费，还包括实物赞助（如用餐、服装等）成本折算的款项，基金会对此也一一对外公示。

　　“为什么我还能流眼泪，还能感受到这个社会的美好？这是一个全民的心理调适过程，让大家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正常的运行状态是什么样，就是好事连连，坏事不断。”崔永元说。

（责任编辑：李明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