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性的立法排除了国家强制力的后盾，更加符合道德重建的内在规律，有助于营造助人为乐的良好社会环境。当然，这种缺乏强制手段的行为规范，可能更需要地方政府部门的积极作为。

　　近日，深圳市法制办和市综治办联合起草了《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简称《条例》)，并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近年来，彭宇案、小悦悦事件等一系列焦点个案，在舆论中营造出强烈的道德危机感。这种背景下，深圳市率先启动救助行为保护法规的立法，无疑值得期待。无论这项立法将来的实施效果如何，其行为本身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符合民众重建道德的愿景。

　　面对不同程度的道德问题，法律究竟应当如何作为？由于涉及不同的调整领域和规范方式，即便是法律界，对立法介入道德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媒体捕捉到诸多见危不救的个案后，社会上有一种强烈的运用法律“强制”人们见义勇为的声音，企图用责任捆绑的方式来重建道德的权威。在我看来，这种法律强制下的道德重建，既不符合立法的理性，也不合乎道德重建的自身规律。

　　立法不宜制裁见危不救行为，并不意味着它对道德重建无所作为。法律作为一种可预期的行为规范，对主体行为的指引、激励与预测，向来是其重要的功能。倘若我们把立法的思维从惩罚转变为激励，不难发现法律对道德重建仍然有较大的作为空间。这也正是深圳为见义勇为者立法的可贵之处。

　　在内容上，《条例》规定了助人行为社会鼓励制度、助人行为免责制度、助人者受帮助制度等，这些亮点无疑旨在为见义勇为者提供保障，以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虽然指向的是具体救助者的权益保障，但能够为社会上的所有人提供明确的指引和激励功能。《条例》也规定了受助者诬陷救助者应当受到制裁，其基本取向无疑是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

　　激励性的立法排除了国家强制力的后盾，更加符合道德重建的内在规律，有助于营造助人为乐的良好社会环境。当然，这种缺乏强制手段的行为规范，可能更需要地方政府部门的积极作为，对助人行为的有效鼓励与帮助，如医疗救助、抚恤优待、法律援助等后续援助，需要立法为政府部门设定更多具体明确的法律义务，以让立法提供给见义勇为者的保障性权利能够落到实处。

　　另外就《条例》内容而言，有的地方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例如救助行为的免责条款，就需要立法进行必要且明确的限定，哪些属于救助者的“重大过失”需要立法提供具体标准，不能鼓励人们为了见义勇为而不顾任何损害，甚至出现明显过当的救助行为。（报特约评论员 傅达林）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