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幼儿园门前抗议入园歧视

展示健康证

在广东抗议就业歧视 

雷闯手拎寄给1983所高校校长的信  

　　雷闯，23岁，上海交大研究生，中国1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草根代表”。从2007年起，以权益受损者的身份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维权，曾致信524位中科院院士、1983所高校校长，吁请在招生中消除乙肝歧视。曾在多个权力部门及多家企业门前通过行为艺术讽刺就业中的乙肝歧视问题。2009年，他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食品行业工作健康证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为所有乙肝病毒携带者拥有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在坚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被媒体誉为“乙肝斗士”。

　　回忆起刚刚过去的2010年，雷闯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

　　11月26日，清晨8时，北京八宝山公墓，宪政学者蔡定剑的告别会上。他高举“感谢蔡老师为消除乙肝歧视所作贡献”的简易牌子，双手冻得发抖。走到蔡教授亲人面前时，他在寒风中流下了热泪。

　　雷闯说，这是他在2010年为数不多的落泪中，终生难忘的一次。

　　其实，他与蔡教授并不相识。他们的交集是，雷闯以一名大学生的身份多次挑战“乙肝歧视”引起争议不断之时，作为倡导反就业歧视的标志性学者，蔡定剑在媒体上表达了对雷闯这样的支持：“一个人的一生要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需要有两个公平的机会，一个是教育机会的平等，一个是就业机会的平等。雷闯的意义在于，他勇敢地在教育领域面对现有歧视现象撕开了一个口子，是一个为他身后数量庞大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发出呐喊、发出声音的社会行动者。”

　　这样的评价，一度让雷闯看到了斗争的希望。

　　有人曾总结雷闯和蔡定剑教授的相似之处——都在为“平等”二字挑战“大风车”。雷闯则在提及他心中这位偶像级人物时，不断强调自己与他的巨大差距。毕竟，蔡教授作为著名学者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他望尘莫及；毕竟，蔡教授品质的高尚在很多人看来已登峰造极。而雷闯只是一名“草根”，他只能用“秀”的方式吸引人们对乙肝歧视的注意，他因此充满争议，连他自己都承认，骂他的人和挺他的人一样多。就连媒体与网友赋予他的头衔，都呈现出“斗士”、“唐吉诃德”与“炒作达人”、“雷王”等褒贬不一的取向。

　　“最喜欢其中哪种评价？”记者问。雷闯摇着头思考良久，说：“都不喜欢，我喜欢‘公民’二字！”

　　■本报记者 俞水

　　（1）“雷人”维权

　　“只要遭遇不公，就该反抗。”这是雷闯的逻辑。践行这一逻辑，他选择了雷人的方式。

　　在山东省济南市社保大厅门口，脸上贴着面膜，将手中写有“禁止拒录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的蒲团与搭档推来推去；在北京某幼儿园门口，头戴灰太狼面具，手持木斧，胸挂“乙肝歧视”牌子，不许“喜羊羊”入园，讽刺“乙肝宝宝”入托遭遇歧视；手举“我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牌子，在上海的南京路征集路人共餐……这都是雷闯独特的维权方式。

　　2010年12月22日，他又想出了新“招数”：在广东省电力一局医院门前，身穿写有“消除乙肝歧视”的特制T恤，脸敷面膜，手举“请不要将禁查乙肝规定当手纸”的牌子，当街脱下裤子，只留下底裤，坐在临时安放在路面上的马桶上。他解释说，此举是为了抗议广东省电力一局医院涉嫌为用人单位暗查员工乙肝。

　　进行过多少次类似的维权，雷闯已计算不清。但是，他能清晰地记得，他的“维权史”开端于2007年8月12日。

　　那天，他举着一个晾衣杆，支着一块纸板，纸板上写着：“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是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性传播，不会通过日常生活接触传播。我是一名乙肝病毒携带者，你还会担心吗？”他硬着头皮，举着这个牌子在杭州街头走了一天，引来侧目无数。

　　回忆起那次“雷人初体验”，雷闯说，他并非如一些人想象得那般“无惧”。前一夜，他辗转反侧，凌晨4点才睡着，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嗓子肿了。他担心被警察抓，担心路人投来鄙弃的目光，担心人们绕着他走。当他独自一人举着牌子在街上游荡时，他又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这种恐惧感和孤独感伴随了雷闯很长一段时间。随着一次又一次维权行动的进行——抗议中国移动拒录浙江大学乙肝学子、抗议诺基亚员工招聘存在乙肝歧视、抗议阿里巴巴拒录乙肝病毒携带者，雷闯逐渐坦然，并开始思考如何被更广泛地关注。

　　他想出的办法是，每次上街抗议，都找一位朋友或志愿者为他拍照，之后把照片发到网上，为抗议行为“造势”。他还急切地想引起媒体的关注，他和朋友都曾主动联系过记者，但记者们最初都没什么反应，雷闯那时觉得，新闻记者“都不太识货”。

　　2009年夏天，一次被雷闯称为“折腾”的事件，让他被媒体广泛关注的愿望迅速成为现实——他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食品行业工作健康证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此事被中国“肝友”视为维权的突破性胜利。

　　事件发生于2009年7月，国务院颁布《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在被禁止从事食品餐饮工作人员之列。

　　雷闯决定“以身试法”。他来到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求办理从事食品餐饮行业必备的健康证。体检后，他从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处得知，由于他被查出乙肝“大三阳”，不能办理健康证。他当即拿出《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理论，工作人员则告诉他没有上级文件，只能按旧规办理。

　　雷闯立刻向西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报，对方不受理，他又找到西湖区卫生局、西湖区疾控中心、杭州市疾控中心，最后申诉到浙江省卫生厅。

　　他再一次拿出了晾衣杆和纸板，把网络流行语“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改成了“浙江省卫生厅，你妈妈喊你回家办健康证”。同时，他把自己在浙江省卫生厅的遭遇，以照片和文章的形式发布在博客上，并整理资料，联系公益律师，准备打官司，还在网上公布了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电话。

　　此事件中，被雷闯称为很关键的一个细节是，申办健康证的全过程，他身边都有媒体记者同行。

　　 终于，9月1日，雷闯被通知办证，他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食品行业工作健康证的乙肝病毒携带者。

　　2009年底，雷闯获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提名，被新华网等媒体评选为年度法制人物，被誉为“乙肝斗士”。

　　（2）缘起不公

　　乙肝这个词，对雷闯来说，一度是不过脑的。用雷闯的话说，他曾经是乙肝问题的旁观者。

　　虽然初三时和哥哥一起被检查发现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但兄弟俩当年都没有在意。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身份，也从未给雷闯的升学和生活造成任何影响，直到2007年8月，雷闯的哥哥“出事了”，乙肝这个词在他的世界里再也挥之不去。

　　雷闯的哥哥大学毕业后应聘武汉一家国企，本已签下合同，却因体检查出“大三阳”而被拒。这对雷闯的家庭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我的父母是最朴实的中国农民。”雷闯说。他生于四川农村，妈妈只有小学文化，爸爸也仅读完了初中，他们把“知识改变命运”的期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既然国家不让乙肝学生毕业工作，为什么还让他们上学，这不是糟蹋父母的心血吗？”含辛茹苦把孩子“供出了头儿”的母亲就是想不明白。从前，母亲喜欢在村里溜达，出事后，她再也不愿意在村里露面，怕有人问她：“你儿子毕业了吧，到哪儿工作了？”她开始给两个儿子寻找药方，希望为儿子根治乙肝，即便这在医理上讲是不可能的。父亲虽然表面上坚强，但也会在半夜里掉泪。雷闯往家里打电话，爸妈不止一遍地对他说，为什么不是他们得乙肝，为什么要让两个孩子承受这些痛苦。

　　这个家庭再也无法平静。

　　雷闯愤怒了。那些日子，他每天都泡在网上，疯狂地搜索、浏览各种关于乙肝歧视的资料。他看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官网上写道：“乙肝表面抗原在所有体液中都能检出，但只有血、阴道分泌物、经血、精液显出有传染性……不会通过食物或者水传播，也不会通过工作场合偶然传播。”他感觉委屈：“我们没有给社会带来危害啊！”

　　 一次，雷闯无意中进入一个乙肝病携带者聚集的网络论坛“肝胆相照”。在那里，他得知，虽然国家关于反乙肝歧视的法律法规早已出台，但在现实生活中，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情况仍大量存在。一些幼儿园、学校仍在入学体检中检查乙肝，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就业中遭受歧视的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一些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故事堪称悲惨。其中，“周一超事件”让他感到触目惊心。

　　2003年，周一超作为浙江大学应届毕业生，在公务员考试体检中被查出“小三阳”，尽管笔试成绩名列前茅，仍然被拒绝录用。最终，他挥刀砍向两名人事部门的干部，致一死一伤，然后投案。次年，周一超被执行死刑。此事件造成两个家庭的巨大不幸，在当时引起了整个社会对乙肝歧视问题的强烈关注，至今余波未平。

　　因为同是浙大学生，和哥哥一样在就业中遭遇歧视，雷闯对“周一超事件”格外关注。他在“肝友”中得知，周一超出自单亲家庭，身后只留下母亲一人，周妈妈生活得很煎熬。

　　于是，他辗转联系上了住在嘉兴的周妈妈，不仅写信安慰并登门拜访。当他亲自见到周妈妈，听到这位善良的劳动妇女告诉他“她现在只是空虚地活着”，雷闯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从此，雷闯与周妈妈结下深厚情谊，决心做周妈妈的另一个孩子。

　　面对母亲和周妈妈的心痛，雷闯在博客中这样写道：“父母的心都是肉做的，刺一下都会痛，痛的次数多了，心也就碎了。这，就是我现在的家；这，就是我现在的父母……如果乙肝歧视仍然存在，会有更多父母像我的父母一样。”

　　雷闯说，每当遭遇困难和委屈，想起两位妈妈，他就会告诉自己，坚持走下去。

　　（3）质疑之下

　　对于申办健康证引起的轰动，雷闯承认，起初他有过欣喜。但很快，不真实感骤然袭来。

　　“有人称我是‘乙肝维权第一人’，这不准确，我的前辈有很多。消除乙肝歧视依靠的是政府及全社会的力量，我只不过做了‘显眼’的事。”

　　他甚至对自己获得年度经济人物提名颇为不解：“我跟经济有什么关系呢？”

　　 接下来的日子，没等这种不真实感褪去，他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烦恼——媒体报道将其置于大众的质疑之下，他掉进了“争议”的漩涡。争议点五花八门，他从前做过的事情，被一些网友翻出来批评、质疑。

　　被批评得较为凶猛的是“中科院事件”。

　　那是2008年暑假，即将升入大四的雷闯得知自己获得保研机会，被推荐读研的单位很可能包括中科院。而此时，“肝胆相照”论坛正热议中科院拒录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消息。9月，他同时向524位中科院院士写信求助。在信中，雷闯说：“我坚信中科院在增选院士时，不会存在乙肝歧视，那为何在招研究生时却如此这般呢？”同时，他还给每位院士寄去了《关于加强规范中科院各研究院所在招研时的体检标准，避免乙肝歧视，共建和谐社会的建议》和《乙肝知识十问十答》。

　　此举引发媒体对他的第一次集中报道。最终，雷闯未被中科院录取，中科院的解释是雷闯面试未达标，而雷闯坚持认为携带乙肝病毒是主要原因，当然，这是他的一面之词。

　　至此，事件并未完结，雷闯在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其实，他并不想去中科院读研，就是考上了也不会去。他当时还获取了天津大学的保研资格，但当他面临面试时间重合的压力时，他仍然选择去中科院面试。他说：“我就是想要个说法。”

　　 这样的事实让雷闯招来攻击，一些网友攻击他纯属作秀，因为他“装”着去报考中科院，以此引导媒体，并且抢占了有意报考中科院者的名额。

　　而雷闯坚称：“这是我反歧视的方式。”

　　一年后，雷闯已经从浙江大学毕业，获得上海交通大学的保研资格。他赶在高考录取之前，给1983所高校校长发出了《乙肝学子希望高考平等录取乙肝考生的恳请信》，呼吁高考录取消除乙肝歧视。

　　这一行为又被一些网友形容为“秀感十足”、“搏名出位”。雷闯感觉很憋屈，因为在他心里，寄信的过程颇为艰辛和“神圣”。

　　他花了3天时间搞到全国高校校长名单，之后向两位要好的同学借了3000元，买信封和邮票。宿舍太小，他便和一位老乡在寝室楼道里支了个桌子，光着膀子装信。人手不够，就临时拉人，终于组成了一个流水线：折信的、装信的、抹固体胶的、封口的，恰如一个寄信作坊。

　　去邮局寄信那天，雷闯借来了一辆三轮车。顶着炽烈的阳光，眼泪就要涌出来，他感到悲壮。“踩着三轮车，感觉脚很重，其实不是脚重，而是我的心太重！”雷闯说。

　　 那天寄完信后，他邀帮他寄信的老乡一起去“浙大往事”茶吧喝茶，躺在沙发上，本想闭目养神，结果却泪流满面。

　　这次尝试，最后只有两位校长给他回了信。有人跟他说：“不值！”他却认为值：“不管有没有人回信，过程本身就表达了一种态度。”

　　雷闯没想到，这样的事情还能招致批评。除了批评他“作秀”、“炒作”、“想出名”，还有网友说他幕后有推手。

　　“就算是出名，出的也不是什么好名！”雷闯有些恼火。“我的名气越大，知道我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人越多，今后过平静生活的可能性就越小。”

　　2009年9月，当雷闯将到上海交大读研的消息被交大学生发布到学校论坛上时，论坛上顿时炸了锅。“要是他和我分到一个寝室，怎么办？”有人发帖说。

　　 其实，如今的雷闯说不清最初的他哪来那么大勇气，他也不愿意想象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他的生活是不是会更加平静。毕竟，他已经一步步走上了为乙肝人群维权的道路，并且明显感到被媒体与众人裹挟着，他得一直走下去。毕竟，继他之后，其他城市陆续出现申领健康证的“肝友”，但并非每个人都如雷闯一般成功。

　　雷闯说，即使制度层面上的坚冰已经被打破，但中国社会意识层面对乙肝的歧视仍不容忽视，对乙肝认识的缺乏和传播途径的误解是歧视的主要原因。

　　例如，在雷闯获得健康证之后，曾有网友在网上留言：“给乙肝病毒携带者发健康证，侵害了12亿健康人的利益。”“假如你要去饭馆吃饭，你知道一家是健康的厨师，一家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做饭，你会去哪一家呢？反正我肯定去健康厨师那一家。”

　　“让全社会科学理解乙肝，平等看待乙肝病毒携带者，前路漫漫。”雷闯说。

　　（4）小人物们

　　“到现在，采访我的每个记者还是会问，你的动机是什么？”雷闯说。这个问题他已经答到不爱回答。在他看来，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了，就要反抗，有什么不能理解？相反，他不理解那些权利受到侵犯却哑然的人。“或许，现在的我之所以说不出动机，是因为这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了吧。”雷闯说。

　　雷闯所说的习惯是指，不时发出作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维权声音，对有关“平等与歧视”、“个人权利与公权力”的话题保持高度敏感。

　　“在某种程度上，我要感谢乙肝。”雷闯说。因为乙肝，他对自己的价值和发展方向，感到开窍了，他内心的公民意识开始苏醒。

　　2010年7月，雷闯又干了一件雷人的事，他休学了。他想用一年时间，拿着“DV”机走南闯北，去记录那些与乙肝有关的故事。“如果有一天我不是学生了，成家了，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自由。”

　　和他申领健康证一样，他又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为学院第一个主动休学的研究生——“有人因生病或怀孕等理由休学，他们是被动的，而我是主动选择的。”雷闯承认，他又一次给学校出了难题。

　　 对于自己要记录的内容，雷闯思考得很有层次：记录因为曾经的制度设计而在就学与就业中遭遇歧视的“肝友”，因为这些都是历史；记录至今仍挣扎于歧视中的“肝友”和他们的家人，以推动“良法”的落实；记录为乙肝问题奔走呼吁的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者、律师，尤其是为此奋斗过的普通劳动者，触摸最可贵的人性。

　　在所有的访谈对象中，雷闯最用心记录的是小人物。“也许因为我也是一个小人物吧。”雷闯说。

　　于是，雷闯的“DV”机里，记录了很多“肝友”细碎的烦恼：乙肝小伙的恋爱之困、因乙肝歧视而出国者的心路历程、乙肝妇女的离婚经历、宝宝因乙肝被拒于幼儿园门外后年轻妈妈的愁苦。

　　在记录的过程中，雷闯觉得自己比媒体记者有优势。“我知道媒体对这个问题的报道很多，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雷闯说，“他们没有真正表达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内心挣扎，而我可以。”雷闯把自己与记者的区别定位于此。

　　因此，在访谈中，雷闯一定会问这样的问题：“你何时因乙肝掉过泪？”“你能否用‘我希望’三个字开头说一段话？”他深知，所有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都期待，痛苦是他们的过去，希望是他们的未来。

　　雷闯的希望是，未来有一天，最好是2013年、乙肝维权10周年的时候，他能像杨澜做成“杨澜访谈录”一样，做一个“乙肝访谈录”。

　　关于未来的设想，雷闯还有很多：在闹市举着健康证征人吃饭；在乙肝宣传日征集1万个支持“肝友”者的微笑照片；拍摄一部反映乙肝问题的电视剧；与名人取得联系，让他们在微博里转发支持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信息。甚至思路更广一点，写一本书，收集草根维权者的故事。例如，写写他在电视台录制节目时认识的“开胸验肺”的农民工张海超的故事、钓鱼执法事件当事人孙中界的故事，把这些草根维权者“像包装‘凤姐’一样包装”。

　　 当然，他活跃的领域已不只与“乙肝”相关。

　　2010年6月，他为了火车站票与坐票价格相同而北上，找北京铁路局交涉。

　　2010年11月，腾讯与“360”之争焦灼之际，他出现在深圳腾讯公司总部的大门口，举起一块砖头拍向“企鹅公仔”，表演行为艺术，作为腾讯会员要求腾讯出具道歉信。

　　想法很多，雷闯不知道自己能实现多少。因为，他毕竟面临小人物的尴尬和苦恼。他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否从事一份稳定的职业。最令他纠结的是，如何回报拉扯他长大、供他读书、期待他改变家里生活条件的父母。毕竟，无论是休学的决定，还是在乙肝维权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他都没有得到父母的赞同与支持。

　　虽然，在面对这些现实时，雷闯会感到一丝沮丧与无奈，但他会在低落过后告诉自己振作。因为他更愿意相信——“只要你去做，肯定会有效果，在这个时代，你不要以为自己的力量很小”。

　　而他的斗争俨然已经在公共精神开始萌发的当下中国产生意义。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所言：“现代民主社会不可能自动形成，公民精神更不会自动生发。面对世间不公，我们不仅要学会说不，更要敢于说不。中国不缺听话的人。社会进步、制度变革，需要千千万万个雷闯式‘不听话的公民’的不断奋争，尽管险阻重重、困难万千。”

　　 ■背景链接 雷闯小传

  　　他身材消瘦，娃娃脸，戴框架眼镜，背双肩包，常穿T恤衫、牛仔裤，乍看上去，学生气十足。但接触起媒体记者，他显得老到。

  　　形容起自己的性格。他说，说好听了叫执著，说不好听叫倔强。

  　　有人说他较真得过了头，他则认为，这个社会就是需要一些较真的人。

 　　 有人不理解他维权的动机，而他对那些权益被侵犯了却不吭声的人，很不理解。

　　他有很多记者朋友。有时，会把自己近期的维权行动直接写成新闻稿发给记者。

 　　 他曾这样介绍自己的名字：“雷，是雷人的雷；闯，是闯天下的闯。”

 　　 他说，希望人们注意的是他所反映的问题，而不是他个人。

  　　他的经历曾出现在浙大2008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考试试题上，而且是最后一道大题。大意为，浙大学生小雷因是乙肝病毒携带者遭遇歧视，如果你是小雷，你会怎么做？

  　　有人攻击他利用媒体作秀，他说不能说“利用”，而是“应用”。

  　　在记者问他近况时，他常常发给对方一个新闻链接。 

  　　哪怕在人来人往的餐厅，他也会穿着印有“消除乙肝歧视，另一个马拉松”字样的T恤衫，旁若无人地表述自己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身份。

  　　走到哪里，他都会背着一块从清华大学捡到的砖头，准备看到不公之事时，就把砖头举起来表演“拍砖”。

  　　他的新年愿望是，能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真正理解他的女朋友。

  　　他的理想是做两个公益机构，一个专门做乙肝科普，一个在中国的公益领域推广行为艺术。

  　　他在博客的签名档写道：“人人都应有参与意识，只有人人参与了，社会问题才会得以解决，社会才会更和谐，而社会和谐的受益者是人人。

  　　（本报记者 俞水/文 ICLONG/图）

　　  ■背景链接　　中国反乙肝歧视法制进程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等数部法律法规，对乙肝病毒携带者作了限制性规定。

  　　2003年3月，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修订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规定患有慢性肝炎并且肝功能不正常者，学校可以不予录取，但是肝功能正常的携带者除外。

  　　2005年1月，人事部、卫生部推出《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正式取消对乙肝携带者的限制。

 　　 2007年5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联合下发的《关于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业权利的意见》，要求切实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业权利，促进公平就业。

  　　2007年8月通过的《就业促进法》，第一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用人单位不得强检乙肝，否则将被处以罚款。

  　　2009年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删除了原“食品卫生法”对肝炎病原携带者的限制；随后通过的“实施条例”，将乙肝病毒携带者从禁止从事入口食品的岗位名单中剔除。

 　　 2010年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和卫生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明确取消入学、就业体检中的乙肝病毒检测项目。

  　　2010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下发《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取消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携带者不能录取学前教育、航海技术、飞行技术、面点工艺、西餐工艺、烹饪与营养、烹饪工艺、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限制，取消“乙肝五项”检测和HBV-DNA检测。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