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女，(19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美国研究所原所长、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

《资中筠自选集》　资中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版文字整理/江海燕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年过八旬的资中筠，常以此语自称，她曾以为自己退休后会写些闲情类的文章，但“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欲罢不能，于是有了这套资中筠五卷自选集。

　　《自选集》包括《感时忧世》《坐观天下》《士人风骨》《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收录的文章内容涉及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知识界思想状态、新文化建设等问题以及追忆往事、读书随笔等，展现了资中筠的心路历程，也折射了社会和时代的变迁。

　　资中筠/文

　　“毋庸赘言，假设几十年来两国发展形势易地而处，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国民素质等各方面都优于日本，打破国际孤立也早于日本，今天是日本需要中国的贷款、投资和技术而不是相反，可以断言，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态度必有所不同，翻历史案的逆流不会这样嚣张。当然这是假设，却是甲午战争以来摆在国人面前的老问题。往者已矣，来者如何，国人其好自为之！”

　　——资中筠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在人类历史上这次战争规模最大，造成的灾难最为惨痛，同时是非也最为鲜明。还没有哪一次战争的施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这样明确，得到这样广泛的举世公认。

　　按理说，这一代日本人，不论是居高位者还是平民，本不必对侵略战争负责，和军国主义罪行划清界限，自己脱掉干系，另起炉灶，吸取历史教训，建立新型的对外国际关系，共同面对未来，应该是最明智的选择。德国人基本上这样做了。为什么日本人至今连历史事实都不能痛痛快快地承认，而且总是有一股企图颠倒是非翻历史定案的强大势力不时冒出来发出刺耳的声音呢?

　　武士道精神将荣辱观系于战争胜负 不肯否定对外征服的“业绩”

　　对于世界文明来说，日本是后来者。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力学习西方，国力突飞猛进。但是，日本真正学到手的主要还是器物和实用的层面。在思想、文化、精神方面日本也曾大力引进，但是自由民主思想始终是“外来”的，在精神上没有融入日本文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国力初步强盛，但政治上的开明派却被军国主义派所压倒，从此，日本在世界上的“业绩”与侵略扩张联系在一起。日俄战争、甲午战争，日本都是胜利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也在战胜国一方坐享其成。日本源远流长的是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荣辱观系于战争胜负。

　　应该承认，战后日本被迫放弃军备，其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不需要以武力来赢得国际地位。但是从心理上讲，如果彻底否定侵华战争，就要否定19世纪末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征服的“业绩”。那么剩下的足以令日本人傲视世界的传统是什么呢？日本人正是在这方面缺乏自信，才不肯彻底否定过去的罪行。

　　国际社会纵容日本

　　很明显，战后半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的国际舆论对待德、日的侵略历史的态度迥然不同。

　　笔者曾有一次亲身体验：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偶然举例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和反犹大屠杀。有一位法国学者在会外专门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表示他不能接受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因为他认为日本侵华与德国反犹是性质不同的。我为之愕然。他却进一步解释说，德国对犹太人是种族灭绝，日本对华是殖民战争，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例如日本占领“满洲”就使东北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

　　这个观点简单概括就是以社会发展的“先进”和“落后”划线，在西方有相当的代表性。换言之，德国法西斯打碎的是欧洲民主、自由、繁荣的天堂，而中国人本来就生活在地狱之中。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观点。

　　有一点是事实，即德国侵略的对象包括前苏联在内，都是发达国家，战后恢复很快，而且占据世界舆论要津，从实力和声势都足以对任何法西斯残余形成威慑。特别是受害最深的犹太人，战后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表现出类拔萃，他们除建立了小而强的以色列外，还已经汇入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对比之下，日本的直接侵略对象是亚洲不发达国家或西方殖民地，战后情况复杂，自顾不暇。而日本却在美国扶植下，不到二十年就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日本人一向尊崇实力，对于弱于自己的国家，自难低头认罪。

　　中国人还需要自己争气

　　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己的不争气，外加对待这个问题的原则不一贯、进退无序。

　　二战刚一结束，中国即陷入内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为了抢占地盘，不惜利用战败的日军抵制共产党。从此时起，国民政府就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一系列所谓“以德报怨”政策，包括放弃赔偿要求、赦免战犯等，再无心思为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而斗争。及至到了台湾之后，更加与日本同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伙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日本的政策是以民促官，大力开展对日民间友好工作，确实卓有成效。当时与中国交往的多为进步友好人士，代表日本人中的反战势力。他们倒是一见中国人就先表示道歉，中国方面则总是说，不该由他们负责，强调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严格地把广大人民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这在原则上固然正确，但是可能形成一种错觉，过高估计了和平友好人士的人数和影响，而对上述植根于日本民众中的那种复杂心理的顽固性估计不足。

　　在对外政策与策略上，对日本常采取实用主义。五六十年代的大背景是一切围绕建立反美统一战线，把在所有问题上的斗争矛头都引向美国，这大体上没有错，但是联系到反对核武器运动，刚好与日本人把自己当作战争受害者(不是受本国军国主义之害，而是在国际上受害)的态度合拍。至于美军轰炸日本的起源、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责，在那种场合就顾不上了。在中美建交之后，当与美国摩擦严重时，往往幻想利用美日矛盾，联日反美。相比之下，韩国虽小，与日本在文化上更接近，国家关系也不错，但是在历史问题上不受当前政治因素的左右，寸步不让，官民齐上，锲而不舍，终于迫使日本认错，并在慰安妇问题上给予赔偿。

　　毋庸赘言，假设几十年来两国发展形势易地而处，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国民素质等各方面都优于日本，打破国际孤立也早于日本，今天是日本需要中国的贷款、投资和技术而不是相反，可以断言，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态度必有所不同，翻历史案的逆流不会这样嚣张。当然这是假设，却是甲午战争以来摆在国人面前的老问题。往者已矣，来者如何，国人其好自为之！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