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李光东

　　 又是一起事件当事方试图解决问题，却在被质疑与不信任中使问题发酵，继而在越闹越大中引起全国舆论关注，最终在“惊动高层”后才现转机使问题走向化解。

　　 湖南新化县村官游济安6月8日上访失踪，5天后遗体在资江下游被找到，家属疑其在县政府大楼内被殴致死并被抛尸，县委则称其溺水身亡。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双方就事件真相却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直到10月30日在网络上流传并经其他媒体报道后，湖南省主要领导批示要求彻查游济安死因，才有省市一级领导和部门介入，决定成立协调处置领导小组，“对游济安死因进一步彻查、复核，迅速公布真相，回复网友质疑，化解死者亲属疑虑”。

　　又是一起事件当事方试图解决问题，却在被质疑与不信任中使问题发酵，继而在越闹越大中引起全国舆论关注，最终在“惊动高层”后才现转机使问题走向化解。

　　事情走到这一步，在一定意义上说，即使最后澄清真相，即使当地政府部门在事件中没有责任，其形象和公信力都已经遭受较大的损害。

　　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这是中国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一大工作理念和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等于所有矛盾问题都由基层去解决。尤其是，当基层一方就是当事方的时候，把矛盾问题仍然丢给他们去解决，只会使矛盾问题持续发酵，最终不是减少而是增加社会不和谐因素。

　　在这样的情势下，迫切需要建立遵循避嫌原则的调查机制。所有当事方都必须自动回避，只有配合调查的义务，而无自己调查自己的权力。由上一级政府部门、异地无干系的部门介入调查，用独立、科学、客观、公正的调查，还事件以真相，给各方以交代。尤其是出现当矛盾纠纷双方不能达成共识时，更应启动这种遵循避嫌原则的调查机制。

　　已有很多事件表明，自己调查自己给出的结果，即使就是真相，也必然会受到另一方以及公众的强烈质疑，难以取得社会信任。破解这种天然的质疑和不信任的，只能靠严谨和公正的调查制度。社会管理应当着眼于制度创新，应在这样的制度和机制上有所建树。

　　村官之死案的调查，在成立的有关小组中，仍然把“县相关部门”纳入其中，没有执行回避制度。但无论如何，关于监控录像疑点问题、有关人证前后说法不一问题、死者断了两根肋骨且脑后有淤血问题，乃至那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等等，都有必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此才能真正平息疑问。

（责任编辑：肖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