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提高了见义勇为奖励金额，见义勇为英雄的奖金从原来8万元提高到12万元，见义勇为模范的一等奖奖金由原来的6万元提高到10万元，二等奖奖金是由原来的4万元提高到8万元(10月26日中国广播网)。

　　很显然，这是受到佛山小悦悦悲剧的影响，18路人的冷漠，提起舆论对见义勇为道德沉沦的关注。最近不少地方都在提高这种见义勇为奖金，比如广州前几天，大幅提高了奖金，最高能达到50万，还帮助解决就医就业子女教育问题。——目的很明显，政府是想以提高见义勇为奖金，来拯救沉沦的社会道德，与弥漫的冷漠进行抗争。不是不愿做好人嘛，就用重奖来刺激好人，以“让好人得到好报”来引领社会的道德风尚。

　　我觉得，这种重奖的初衷值得尊重，但可能对解决问题疗效甚微，很难实现重奖的目的。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这条关于利益驱动的金规则，对拯救道德和鼓励见义勇为，不一定有效果。拯救道德，不是靠钱可以拯救的，提升道德，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早些年前，像广州东莞这样的地方，就大幅度提高见义勇为奖金了，2006年时东莞就提到了当时是创纪录的40万，但这种高奖金，并没有让东莞成为中国见义勇为的道德高地。

　　为什么利益激励起不到效果呢？因为，见义勇为很多时候纯粹出于一种本能的救助，而不是利益算计的结果。我们路见不平伸出援手，我们扶起摔倒的老太太，我们看到有小孩落水后去救人，还有像杭州的最美妈妈吴菊萍那样，看到小女孩从高楼摔下，奋不顾身伸出双手接住，她并没有经过利益的衡量，而纯粹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一个旁观者毫无私利的即时反应。最美妈妈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强调了这一点，让媒体不要拔高她，说那一瞬间她根本来不及想什么，本能就伸出双手接住了小孩。

　　见义勇为的核心在一个“义”字，而不是“利”，不是见利勇为，所以利益驱动的作用非常有限。

　　我一直觉得，现在见义勇为遇到问题，道德沉沦，冷漠上升，人们不愿做好人，并不是做好人的奖金不够高、利益激励不够的问题，而是很多时候风险太大的问题。人们见义勇为，做好人，不是为了得到奖励，但起码不能因此惹上麻烦、背上官司、承担很高的风险。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不仅是彭宇案那样被讹诈的风险(我很反感将所有问题都推到彭宇案上)，更多的是这样的风险：救了人，别人不承认；救了人，政府却不承认，拒绝表彰；救了人，害得自己一身伤，还背上沉重的医药费，也就是媒体经常报道的“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

　　正因为此，当前两天北大副校长的“撑腰体”在网上出现时，很是流行，立刻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做好人不为利，但起码别给自己惹一身麻烦，高风险下，人们对“撑腰”有一种渴求。不是怕没有高奖金，而是怕遇到风险时没人给自己撑腰，有人撑腰、有人帮助减少风险，比高奖金的激励重要多了。

　　再多的人受到奖励，拿到很高的见义勇为奖金，这当然能形成正向的激励，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被保障制度遗漏而遭遇“流血又流泪”，人们只会选择性地记住“好心没有好下场”、“好人没好报”。所以，拯救道德，最紧迫的不在提高奖励，而在最大限度地去除风险，政府要站出来撑腰，用司法撑腰，用救助和保障体系制度性地撑腰。见义勇为，不会想到奖金，但不能苛求他们漠视可能的风险。（北京曹林）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