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的深入，转型时期社会利益更加多元，日常治理的矛盾冲突也不断加剧，这既对政府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也为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提供了广阔空间。实践证明,在许多领域，社会组织的自治性管理比政府更为有效。例如在环境保护、慈善募捐、社区管理、行业自治等诸多领域，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中不断创新组织形式，深入到微小的、国家权力难以顾及的社会末端，发挥着修缮、医治社会肌体的功能。

　　尽管我国社会组织有了长足发展，但总体上仍处在初级阶段，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法规政策、监督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社会组织登记难，许多社会组织面临合法化危机；行政化、商业化色彩浓重，造成社会组织功能定位偏差；经费、人才等存在诸多困境，影响社会组织的日常生存和发展。尤其是一段时间以来，社会组织挪用善款、内部交易等违法违规现象屡被曝光，如“郭美美”、“卢美美”事件，严重冲击了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究其根源，还是管理体制不顺，法规制度滞后，执法监管缺失，导致了内部治理的失控。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组织缺乏必要的监督、社会能见度较低，出现商业化运作很难得到及时有力地纠治。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透露,“我国的基金会超过2200家，其中1288家基金会没有建立自己的官方网站，慈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

　　没有公开就难有公正，缺乏透明便缺乏公信。破解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局，首要之道是必须从管理体制创新入手，全力打造社会组织阳光发展的法治环境，通过法律手段实现政府、社会、市场三种力量的合作治理局面。为此，需要完善社会组织立法，加快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等法规，完善登记管理制度，明确社会组织行为准则，规范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系统配套的制度环境；再次要创新管理监督机制，根据分类管理的要求，明确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社会组织的监管主体，改革双重管理方式；最后还需要强化社会监督，引入公众力量，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将社会组织始终置于“玻璃缸”当中。

　　总之，要让社会组织发挥更大作用，就必须破除其行政化、商业化、封闭化等弊病，通过法律手段，确立起独立清晰的法律地位、责权落实的内部治理、公益资产的法律监管、多元问责的监督体制以及公开透明的社会环境，如此才能确保社会组织公信力的提升。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