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扶老太太”的命题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持续困扰着国人，有媒体探寻“第一张骨牌”上的主人公——四年前的南京彭宇案各人后来的命运，惊讶地发现：老太徐寿兰为躲避“骚扰”搬家；彭宇因忙于应诉无奈中从南京某通讯公司辞职；辩护律师高式东离职，因辩护能力被质疑“事实清晰的案子最终输掉了官司”；主审法官王浩被调离法院去了鼓楼区挹江门街道办；公众认为“判决结果让国人的道德观倒退了50年”……几乎人人都是实实在在的“跌倒者”。（9月29日《扬子晚报》）

　　同在29日这一天，有媒体报道，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老人摔倒二话不说就该扶！而另一则新闻却似乎提供了不同证据，广州军区某部一名解放军战士扶起昏倒的老人被迫赔偿3千元，部队走访调查找证人讨回公道，有网民异常感慨：难道有部队“撑腰”才敢扶人吗？于是我们知道：一件件、一回回的报道与讨论，并没有强有力地将国人拽出道德沦陷的泥淖，大家仍在良知与现实的困境中茫然，正因如此，回过头去解剖“彭宇案”这只最早的麻雀，可能会发现一些更为深刻的启示来。

　　启示之一：常识溃败，人人都是受害者，结局必然是陷入“互为伤害”的社会纠结不能自拔。

　　彭宇案当时，社会一片惊诧，“局中人”呈现各异：有明显吃亏的彭宇，有貌似占了便宜的老太；有强势的法官，有弱势的律师；有极度愤慨的，也有毫不在乎的……时过境迁，一切“标签”都是浮云，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老太太得到的“骚扰”似乎并不正当，彭宇的辞职让人同情，法官的调离也让人感慨，即便是我们这些旁观者，你能说自己的内心没有蒙上不安的阴影吗？“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常识被击溃了，过分拨打利益算盘的结果，造就了“互相伤害”的土壤，具体的受害，潜在的受害；直接的受害，间接的受害，只有方式的不同，没有本质的不同。

　　启示之二：权力的“毒气”一经发现就要马上干预，不纠正就必然向社会“放毒”。而在信息多元传播的时代，只有真相、公理才是最好的“防毒面具”。

　　我们常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却是弄脏了水源。”遗憾的是，当彭宇案表现出“标本意义”之时，错误显然没有得到明确纠正，“民愤”没有被平息下去，反倒被刺激得更为强烈：谁主张谁举证，但主张权利的老太太提不出相关证据却被法官认同；那些关于老太太儿子“是警察”“有背景”之类的传言，没有清晰的事实交代；案件最后是以‘和解撤诉’结案，并没有给关切的人强有力的信息……”换句话说，当公众良知受到考验之时，那些当事的掌权者并没有足够的危机感，他们侥幸地指望这个“偶然事件”能过一阵就拉倒。但过得去吗？过不去！在微博、网络等信息多元化传播的时代，只有令人信服的真相，才能重塑良知与信仰；世界是平的，有的时候又是“摆平”的，公平正义的力量不去“摆”，自然只能任由给有所需的人去乱“摆”。

　　启示之三：道德不仅是一种倡导，更需要着眼于每一处细节的“建设”。

　　这些年，我们常把道德作为“务虚”的内容，觉得它要靠倡导呼吁、靠教育营造出来，所以非常重视“道德模范”的示范作用。这当然没有错，但不应该忽视硬币另一面：“道德建设”也需要强有力的主动出击，通过外在力量对于错误制造者进行干预、约束和纠偏——当道德堤坝受到冲刷时，谁在向溃败之处及时地倒上固坝的沙袋？当公众对明显的不公正热情“围观”时，谁能引领这种关注，用力推动“纠偏”之举？挽救道德滑坡，更需要以务实的精神，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平民愤”“得民心”的事儿。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解放军士兵遭遇类似侵害，部队长官坚持“依法维权”“不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换来了公正，这是一次“道德具体建设”的过程，这个过程显然值得更多部门的效仿。

　　在“扶老人困境”之下，只有从“人人跌倒”的彭宇案中挖掘出全面的启示，做出深刻的反省，才能派生出更多指向未来的积极力量——否则，跌倒的就不仅仅是案中人，倒霉的更是这个国家的道德，和这个国度里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人。（毕诗成）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