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措施》（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根据见义勇为人员的英勇程度、贡献大小、伤残程度,对见义勇为未负伤人员颁发一次性奖励慰问金500元至5万元；对见义勇为负伤人员颁发奖励慰问金5万至30万元；对见义勇为牺牲人员遗属颁发抚恤金30万至50万元。（9月25日《广州日报》）　

　　这样的规定，在较大程度上加大了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力度。见义勇为的行为不但让受助方直接获益，也在弘扬社会正气、震慑违法犯罪、改善社会风气、和谐社会关系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理应受到鼓励。特别是一些见义勇为者在帮助他人时，自己受到很大的伤害，在自身救助和生活维持上，需要很大的支出，社会理应给他们补偿，不能让他们流血又流泪。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奖励力度越大，见义勇为的行为必然会越多，社会环境也会因此变好。　

　　但是，对见义勇为，要重奖，也要把奖励准确地给予该奖励的人，这样，才能让政策初衷得到实现，产生最大的政策效用。从实际情况来看，见义勇为奖准确授予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会受到多方面的挑战。　

　　比如冒领奖项。湖北仙桃市西流河镇曾发生命案，嫌犯杀死1人后逃至蘑菇房躲藏，夏新民等5位公民迫使歹徒放下了凶器并将其扭送警方。但是,在仙桃市的见义勇为奖励中，获奖的却是居委会主任和居民小组长等人，甚至在表彰决定中出现了“奋不顾身，被歹徒砍得鲜血直流”的虚构事迹。这样的事情,之前不止一次出现。可以推断，对见义勇为的奖励力度加大，某些不义者受到的诱惑更大，见利忘义、不顾羞耻的事情更有可能发生。　

　　还有可能,某些人为了获奖方便，将奖励范围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和引申。警察在非上班时间抓歹徒该不该奖励，一直存在争议。有些地方对警察的此类行为进行了奖励，但社会上质疑声很大。按照警察法的规定，警察在非工作时间，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应当履行职责。也就是,在职责范围内，警察的履职是不分上下班的。警察在履职时，已有了公务范围内的保障和奖励，再用见义勇为奖去鼓励，是双重奖励，对其他公民不公平，会导致负面影响。其他公职行业也如此，如果将获奖的可能性作有利于公职人员的倾斜，奖励的目地会被扭曲。而对见义勇为的认定是公职部门，政策制定和适用上的自利倾向，不得不防。　

　　也应该防止，有人作了见义勇为之事而得不到认可，流血又流泪。几年前,黑龙江佳木斯的一家建行遭遇抢劫，在该行实习的大学生徐娜勇敢地拉响了报警器，歹徒开枪射击，徐娜头部中弹，差点成了植物人。当地群众对徐娜的事迹表现出了崇高的敬意，但有关部门却迟迟不对其行为进行见义勇为认定，不给她“勇敢市民”的称号。还有,广西少年卢嬉玉，和同学一起外出游玩，同学下水嬉戏时，被卷入急流，卢奋不顾身跳下水去营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事后当地有关部门却认为卢是和同学私自去郊游，救的是和自己同样违规的同学，不是见义勇为，让卢的父母不得不在南宁火车站到处求诉。这样的事情，常见于媒体报道。　

　　对见义勇为的行为准确认定，及时奖励，需要相关部门积极作为。对每一例申报，要认真审查，既要准确地执行政策，又要科学地理解政策初衷，保护每一份见义勇为的热情。当然，也要防止奖励执行上的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对发生上这一领域的腐败行为，更要严防重惩，因为，这对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的污染程度极深。（谢昱航）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