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摔倒该不该扶？

　　近期，“老人跌倒，无人搀扶”或“好心相救，反而被告”之类的新闻，屡次见诸媒体：如天津车主许云鹤称自己搀扶违章爬马路护栏摔倒的王老太，却被王老太告上了法庭，被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一审判赔10万余元；如武汉市88岁的李大爷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一个半小时后才被送医院救治，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如重庆市一位八旬老翁去超市买菜时摔倒，头破血流，数十市民围观，却无人将其扶到附近的医院救治，最后只能等120急救车接报赶来……

　　就在前日，卫生部公布了《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之后列举了各类注意事项和急救措施。扶老人，似乎成了一项“技术活”。

　　与那些指责和感慨“世风日下”者不同，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主任谈方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发起“搀扶老人风险基金”。运行近半年来，谈方最大的感受就是，社会并不缺善心，但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期，我们恐怕也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保障和救助机制，来呵护和弘扬善心。

　　被放大的搀扶老人“风险”

　　“从传统道德角度看，这也许是一个‘令人尴尬、令人纠结又令人无奈的基金’。”

　　谈起自己为何发起“搀扶老人风险基金”，谈方坦然道，这个基金为勇于搀扶老人却被冤枉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必要时还会提供经济资助。“你不得不承认，遇到老人摔倒，有人想扶而不敢扶，敢扶也扶不起——可能会赔款。”谈方说。

　　“助人者”被污蔑为“肇事者”，江苏南通的长途车司机殷红彬就遇到了。2011年8月26日，他和乘务员郁维贞在路上扶起了一辆翻倒的三轮车和倒地老太太。事后，老太太指称殷红彬为“肇事者”。幸而，该车前部装了行车记录仪，具备监控录像功能，真相很快大白，老太太乃是自行摔倒。事后老太太家属登门致歉，老太太自称“一时糊涂”，“误会”了好心人，“我是被别的车撞了，后来有人来扶，就以为是他撞了我。”

　　昨天，记者联系到了殷红彬。“我以前也听说过彭宇，也听说过这种‘以怨报德’的事。”殷红彬这样告诉记者，“一直以为这种事离我很遥远，想不到也碰上了。”“助人”却被指认为“撞人”，心中滋味一定不好受吧？“得知这个消息，我还在回程的车上，心里委屈极了。”殷红彬说，但他心中很坦然，因为他知道不仅有不少证人，还有摄像头可以证明他的“清白”。

　　下次遇上这样的事，还会不会出手相助？“还会帮忙，”殷红彬说，“但可能要留个心眼，有摄像或是有证人。”

　　事实上，“好心相救，反而被告”的例子，并不一定是社会的常态，但无论对当事人还是社会，伤害的效应却会在无意中放大。为了规避可能是万分之一的风险，不少人就会选择放弃善行。比如，前段时间在武汉、重庆所发生的“老人摔倒无人敢扶”事件中，有上前欲扶者被旁人劝阻——“万一扶出了毛病，你负责？”

　　“我希望化解搀扶老人的‘风险’，让大家遇到老人摔倒时放心大胆地去扶，恢复和弘扬我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引导整个社会风气朝着好的、正义和谐的方向发展。”谈方说。

　　让公众看到好人有好报

　　半年来，“搀扶老人风险基金”已经募集到4万多元的善款，捐款者来自各个行业，还有数十名志愿者律师的参与。在新闻媒体报道该类事件之后，他们便开始寻找、关注当事人，也有人直接通过谈方创办的“中国好人网”来喊冤。

　　如何来判断当事人是否“被冤枉”而需要帮助，谈方会根据公益律师调查取证的情况、法院的调查材料和媒体的报道，来进行判断和甄别。如果双方都无法举证，实在无法判定，谈方会以“疑罪从无”的原则，选择对搀扶者进行帮助。

　　是否有过这样的担心——一些真正的肇事者故意喊冤，以此来骗取同情以及物质上和法律上的援助？“我们考虑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司法问题，而更是一个社会效果的问题。我们更担心因为真的好心搀扶老人而被冤枉所给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即使有人把老人撞倒后把老人搀扶起来，而又确实很困难的，“搀扶老人风险基金”也会酌情资助的，“因为他起码没有逃开，而是搀扶起了老人，或者送往医院，说明他的道德底线还在。”

　　不过，就是在实践过程中，谈方发现“冤案”并不多。半年来，60多位律师作为维权志愿者参与 “搀扶老人风险基金”，但真正接触和受理只有3起“冤案”，这3起中，有两个当事人自己放弃了援助。“搀扶老人风险基金”唯一援助的一例不是搀扶老人，而是搀扶小孩反被孩子家长殴打的。搀扶小孩的是一名大学女教师，她称扶摔倒小孩遭误会反被小孩父母打伤，并已将小孩父母告上法庭，而被告方则称是大学女教师撞伤了小孩。据当地媒体报道，小女孩是自行摔倒还是被撞伤，双方的说法都缺乏第三方旁证，该案还没有宣判。

　　谈方和同事根据公益律师调查取证的情况、法院的调查材料和媒体的报道，决定援助这位女教师，为她支付了诉讼费和医疗费。但刚开始，这位女教师并不想接受援助，她说，经济上的损失在其次，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委屈受不了，而且她做好事也不是为了钱。

　　但谈方劝说她一定要收下，“因为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类问题。让她接受资助是为了让公众看到好人有好报，不能让更多的人因为她被冤枉而不敢做好人了。”她最终接受了“搀扶老人风险基金”的资助，虽然这笔费用并不多，只有508元。

　　“反咬一口”者要付出代价

　　如果搀扶老人被冤枉只是小概率事件，那么，“搀扶老人风险基金”是否有必要继续？

　　谈方希望能够将这个基金坚持做下去，“直到见义勇为蔚然成风，直到搀扶老人没有风险。”不过，他也承认，仅靠一个基金是无法做到真正化解风险的，他提到受理的3起案件中的两起，因搀扶老人成被告的当事人最终都选择了自认倒霉，一位赔偿了2.2万元，一位赔偿了几千元。他们为什么放弃？在谈方看来，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是此类事件对当事人伤害很大，不想再提起伤心事；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法律法规下要自证清白，处理起来也非常麻烦。

　　“我总觉得，这事并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殷红彬说，“还需要法律的健全。”殷红彬如今得到了汽运公司的奖励，成为公司树立的榜样。但他仍觉得自己很幸运，如果没有行车仪，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正在遭遇做好事之后的尴尬。

　　在有关专家看来，法律应该故意扬善。目前许多国家都减轻甚至免除善意救助者的责任，比如美国法律规定，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而给被救助者造成民事损害时，其责任可以依据一定程度予以免除。

　　“在这方面，法律应该惩恶。”殷红彬说，否则，“反咬一口”就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新加坡有这样的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

　　“是不是还有医疗保障这个因素？”显然，殷红彬对此思考了很多，如果那位老太太看病不需要花钱，或是只需要花费承担得起的费用，这种尴尬也许可以避免。

　　“建立强有力的见义勇为的保障和救助机制，这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应该是全社会的事，应该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种力量，让那些想做好人的人大胆地去做好人，一旦受到诬陷、敲诈的风险，有法律法规、救助机制帮助他们化解风险。”谈方说。

　　记者手记　 莫故意放大“人性的恶”

　　近年来，屡屡听闻“助人者反被污蔑”的消息，从“彭宇案”到“许云鹤案”，再加上身边人所讲述的各种“冤枉事”，难免令人有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的感慨，南京某法官将“不是你撞的为何要扶”作为“常理”来断案，更让不少人感到心寒。

　　差点成为“南通彭宇案”当事人的殷红彬，以行车记录仪的摄像资料作为“铁证”，“一举击败”“糊涂”的三轮车主老太太。这让不少人由衷感到一种道德上的“扬眉吐气”，因为“证据确凿”，便开始在网络上纷纷要求严惩“反咬”殷红彬的老太太；而状告许云鹤的老太太日子也不好过，他们一家人一出法院就遭到在外守候群众的破口大骂……

　　“以怨报德”、“恩将仇报”的故事，最容易引起国人的愤恨。善不得报，恶不得惩，大大刺激了国人的神经。于是，在不少人眼里，两位普通的老太太似乎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成了“道德滑坡”的代名词。而很少人去了解，摔倒路边的老太，她的家庭月收入不超过千元，她所担心的，只是如何去承担一笔医疗费，甚至是如何养家糊口。人性的恶，有时候只是因为缺乏恰当的惩恶扬善机制，或源于人类一时的软弱和贪婪。

　　实际上，善良和正直的力量更多地环绕在我们周围。比如，武汉那位老人跌倒时，有人第一时间叫来救护车，第一时间狂奔到老人的小区，辗转联系到他的家人，也许只因缺乏急救常识而令许多人不敢妄伸援手；在南通，有一些好心乘客主动找到车队，愿意为殷红彬师傅作证；武汉市一名电动车主胡师傅扶起摔倒的老婆婆时被冤枉，准备赔200元“私了”时，现场数名目击者表示“绝对不行”：“我们集体为你作证”……

　　而在全国各媒体跟风般的报道中，这些较为温情的细节被忽视了。人们偏向于关注的，只是“坏消息”的“人性的恶”，继而感慨“做好人难”，继而感慨“道德沦丧”……但我们更需要的，其实是像谈方和殷红彬那样，用实际行动呵护社会的善心。

　　记者问殷师傅：下次遇上这样的事，还会不会出手相助？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记者，以后遇到类似情况，“照样帮忙！”

　　这份坚持，这种毫不迟疑，也许更需要我们去铭记。（本报记者 孔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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