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期望类似“彭宇案”的事件不再发生，但可以减少其实际产生的负面影响，让有良知的公民出手施救不用有那么多顾虑，让社会回归“世风日上”的良性状态

　　2006年，南京青年彭宇救助了一个摔倒的老太，却被指为撞人者，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法官以“自由心证”判定他有责。虽然在舆论压力下，该案经过调解，最后以各方撤诉了结，但终究成了“善意助人反被诬”的典型事例，许多人至今心结难解。

　　几年来，类似案例不时在各地再现，比如最近，天津青年许云鹤帮助翻越交通隔离栏摔倒的老太，也被指撞人，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一审被判“开车吓着老人，致其摔倒”，须承担40%责任。许云鹤对此提起上诉，正等待二审判决。由于案情高度相似，公众又议论起5年前的“彭宇案”。

　　正在这时，江苏南通又发生公交车司机救助被撞伤的老太，同样被指为肇事者的事件。幸好车上装有摄像头，清晰地拍下了全过程，司机殷红彬得以解脱；老太及其家人道歉之外，还送了锦旗到车队。  

　　一连串事例，引发了公众忧虑，而南通那位司机的遭遇，似乎坐实了“这年头容易被人恩将仇报”的疑虑——人们由此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如果自己遇到这类情况，该不该伸出援手？

　　能不能消除“救助者恐慌症”？

　　在“彭宇案”挤压下，一个历来推崇“助人为乐”的民族遭遇了严重的道德考验。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出现这样的尴尬场景：老人摔倒了，围观者众，却无人出手；老人只好声明：“我是自己摔倒的，不会讹你……”这才有人“敢于”施救。

　　对于这类事件的发生以及每次发生之后媒体的高度关注，有人认为即使真有老人撒谎反诬，也只是个别人所为，媒体没必要抓住不放，有良知的公民出手救助时，也不应犹豫；甚至有人认为，各种“彭宇案”是媒体炒作放大的，当事的老人即使误认了人，也情有可原，不应将所有老人都视为“潜在的恩将仇报者”，更不能以此推断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结论。

　　这类分析，点拨人们不要从个案推断整体，更不要“以讹传讹”，患上“救助者恐慌症”，自有可取之处；但不能不承认，“彭宇案”既然已成判例，即便在中国判例不进入法律，但至少对相似案件的审理，会有参照意义；所以哪怕只有一个“恩将仇报”的老人，哪怕只有一个救助者在证据不明的情况下被判承担责任，也足以导致大家内心纠结。

　　由此说来，眼下全社会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在“彭宇案”的影响已经形成并持续发酵的现实情境中，如何让公民的良知有安身之处：“世风日下”固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要保持和维护“古道热肠”，则需建立不同层面的“防火墙”。

　　空喊口号没法鼓励良知善行

　　“彭宇案”及其诱发的“救助者恐惧症”，其实质是转型期环境中，传统的道德义务和现代的法律权利发生了碰撞：个人如何在履行自我认同的道德义务时，保护好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避免遭受误伤？这是消除公民恐惧，鼓励更多良知善行的关键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空喊“即使被误解也要救人”的口号，无助于重燃人们的助人热情，而且，要是真有热情的救助者被冤枉，那绝对不符合一个社会必须具备的公平正义。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提醒有良知的公民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明白在别人危急关头给予救助，会遇到一定风险，但“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应彷徨；另一方面，要告诉大家各种避免和化解风险的可行办法，从第一时间采集证据，到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到争取更多见证者共同施救。在危情允许的前提下，做一些防备，防止施救行动可能造成的道德义务和法定权利的冲突，并不会降低一个人的道德境界。

　　必须让挑战道德者付出代价

　　目前此类事件已经具有高度的社会敏感性，因此当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各执一词，无法调解，只好对簿公堂时，公权力机构包括警方和法院在处理上，要特别谨慎，确保公平公正，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很重要，而取信于民同样重要。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法官“自由心证”是无可指摘的，但“心证”的自由度必须控制在“普通人的智商”能明白和接受的范围，而不可陶醉于“独辟蹊径”的推理之中，“曲高和寡”。这不是要求法官屈从于民意，而是要求尊重法治的内在逻辑：法律裁决只有得到常识的认同，才能对公众产生引领作用，才能树立法律、司法机构乃至国家的公平正义形象。坦率地说，尚在建设中的中国法律体系和实践，确实存在脱离民众的认知、情感和生活的倾向，甚至还在加剧，这必须引起警惕。

　　对于像南通老太及其家人“误认”救助者为肇事者的情形，不能简单处置，用爱心、宽容之类“滥情”的理由“和稀泥”。没有人会恶意揣测老太“恩将仇报”、故意讹诈，但对这种可能置救助者于凶险境地，并动摇人们良知善行的“误认”，需要建立制度记录在案。这样做，既是为了警醒当事人，即使你被撞之后可能“大脑一片空白”，但一旦清醒过来，不能没有证据却一口咬定；更是为了警示任何有讹诈打算的个人，不要指望可以毫无成本和风险地挑战社会公认的道德。

　　“彭宇案”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诚信缺失及其严重程度，如果我们已经建立起完整的个人诚信档案体系，那么，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诚信记录和得分，就能有助于判断哪一方陈诉中事实的含量更高些，这也会有助于法官作出比较靠得住的判决，想来公众应该比较能认同这样的判决。

　　我们不能期望类似“彭宇案”的事件不再发生，但可以减少其实际产生的负面影响，让有良知的公民出手施救不用有那么多顾虑，让社会回归“世风日上”的良性状态。（顾骏 作者为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