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陕西省西安市拾荒妇女陈淑英，因被其收养的三名弃婴长至学龄，却因始终解决不了户口问题而无法入学，辗转上书有关领导。

　　去年7月，陕西省西安市拾荒妇女陈淑英，因被其收养的三名弃婴长至学龄，却因始终解决不了户口问题而无法入学，辗转上书有关领导。去年9月，陈的三个孩子如愿入校就读。今年春节前，陈全家又获得宝贵的廉租房名额，不久即可入住。在生活其他方面，陈家也得到周到、妥善的照顾和安排。

　　对陈淑英一家的帮助、关怀，对于嗷嗷待哺的弱势群众家庭而言，是实实在在的雪炭之助，涌泉之惠。

　　大过年的，这样的消息不论对弱势群体，还是对省内外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的各界人士而言，都无疑是乐于听到的，大家也都由衷地为陈淑英母女感到高兴。但高兴之余，人们似乎总觉得有些意犹未尽，认为政府、社会能为弱势群体做的，其实可以更好，可以惠及更多的人。

　　唐代德宗年间，陕西同样出过一次著名的弱势群体上书和政府帮扶事件。

　　当年皇帝德宗打猎途中，路过农民赵光奇家，这位贫困而耿直的农民向皇帝直言民生凋敝、赋税沉重，虽然获得丰收，但一家生计仍然艰难的事实。德宗对他一家的境遇深表同情，直接下旨，让地方政府减免了赵光奇一家的赋税。

　　但唐德宗的这个帮扶措施，却受到北宋名臣、史学家司马光的批评。司马光认为，做领导的最怕耳目闭塞，察觉不到民间疾苦，难得德宗碰上敢于直言的赵光奇，可以直接了解弱势群体的真实生存状况，就应深入调查，制订、修改相应政策、法令，让整个弱势群体、整个社会的生存状况、面貌得到改善。可德宗却仅仅关照了赵光奇这一家，如果做领导的要这样一家家接触、感受，才能逐户逐人地帮扶，那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应有的帮助呢？

　　有人在微博上说，某北欧国家为照顾一名无法使用高低杠的侏儒学生，专门为他一人特制了一副低矮的高低杠。但很快就有人澄清，说这是讹传。事实上，国外福利国家的确对残疾人照顾有加，但这种照顾，是给所有残疾人提供“做一个正常人”的便利，而非单独为某一个特殊的残疾人提供只属于他一人的方便。

　　因此，在许多欧美国家，所有商场、图书馆都专设残疾人无障碍厕所，所有公交车都有方便轮椅上下的翻转式坡道和固定轮椅的专用位置，但不会专为某个人搞什么特殊设施，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也许适得其反，反倒会刺激残疾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在号称“福利捐助大国”的加拿大，帮扶者不能自行挑选帮扶对象，而只能将善款、捐赠物交给有资质的机构，由后者统筹安排。

　　扶助弱势群体，重要的是扶助“群体”，而不仅仅是扶助“弱势”，只有把侧重点放在前者而非后者身上，才能以更高的效率，去更好地帮助尽可能多的需要帮助的对象。

　　即以陈淑英一家的例子看，尽管是“大团圆”结局，但过程却不无坎坷和波折。陈淑英也曾循正常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并未能及时解决问题，最终还是得到媒体和好心人帮助，才摸到了上书相关领导的门路。现实社会中并非每个人都有类似陈淑英这样的机遇，即使有，即使每次上书都能获得理想的反馈、回报，如此效率，要实现对一个市、一个省、一个国家全体弱势群体的关照、帮助，做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可想而知，得等到什么时候。

　　在年前解决一户弃婴收养家庭的户口问题、入学问题，固然令人欣慰，但更令人欣慰的，将是对这类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拿出一个适应性强、可操作的统一政策，并切实贯彻执行。（作者系旅加学者 陶短房 ）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