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广州、深圳时，专程问计民生到社区。在广州市北京街盐运西社区，专业社工和志愿者提供的社区服务，引起了总书记的赞赏。总书记寄语：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社区管理、社区服务水平。

　　“义工+社工”的社会管理模式，并非广东独创。但在“创新社会管理、建设幸福广东”的背景下，广东已吹响新一轮集结号。

　　一个月前，《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十二五”末，广东注册志愿者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社工人数也将要达到50万人。

　　据相关部门统计，目前广东省注册志愿者约为416万人，通过考证获得专业社工师和社工师助理资格到今年年底也仅能达到1万人。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少需要在现有人数上翻番。然而，南方日报记者经过一系列调查发现，“义工+社工”的社会管理模式需要向“质”与“量”等多重困难突围。

　　《决定》关于注册志愿者和社工人数的具体表述为：“十二五”末，参与社会工作的人数包括专业社工、志愿者等要达到常住人口的10%以上，其中专业社工达到5%。按照广东现有常住人口比例，也就是注册志愿者人数要达到1000万，社工人数达到50万。

　　而据民政部社工与志愿服务课题组主持人、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志愿服务研究所所长、社工系主任谭建光介绍，目前广东省注册志愿者不到500万人，而通过考证获得专业社工师和社工师助理资格的约七八千人。

　　5年，注册志愿者数量翻一番，专业社工达到50倍增长，会不会是个无法企及的目标？

　　对于注册志愿者超过500万的缺口，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教育培训中心主任贺立平表示，“努力的话不是问题。”他指出，志愿者注册相对容易，一般1年达到十几小时志愿服务便可以注册成为一名志愿者。

　　广州市团校副校长、穗港澳研究所所长涂敏霞也认为，广东省人口多，潜在的志愿群体是很庞大的，政府应该多宣传志愿者精神，在各个年龄段普及志愿文化，将来一定会涌现一大批新志愿者。但是，“相关法律法规要继续完善，政府应加强激励机制，以防志愿者流失”，涂敏霞补充道。

　　但对于专业社工50倍的增长，贺立平认为要实现目标仍需要很大的努力，在目前条件下若一味追求数据增长，最后结果只能是“数量达到了，质量下去了”。

　　据介绍，专业社工来源分两个层次，高校培养和通过国家认证考试。首先，高校培养一批社工专业人才至少需要3年的时间。目前在中国大陆，社工专业仅处于起步阶段，招生规模有限，每年全国社工专业毕业生估计2万人。“即使他们全部流向广东省，也要25年才能达到要求，但现在全国都需要社工人才，全部毕业生流向广东是不可能的”。贺立平认为，也许接下来全国会大量扩招社工专业学生，但可能又会面临师资、设备无法跟进的问题。

　　其次，目前国家社工师、社工师助理认证考试的标准不低，且短期内国家降低考试标准的可能性不大，想通过考试获得社工从业资格证并不容易。目前国家可能会在一些地方稍微放开限制，设置社工员认证，考试标准会有所降低，以此增加一批新专业社工，而标准降低了，这批新成员大部分将只能留在基层服务。

　　遭遇困境　“在资金、场地、专业人员方面都比较紧缺”

　　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社会工作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一项比较成熟的职业。而香港地区社工发展也相对比较成熟。对于内地社工发展与香港的差距，涂敏霞认为，至少存在10年差距。

　　在中国大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有高校陆续设置社工专业。近几年，社工专业开始受到重视。但目前社工专业培养规模受限，专业社工师规模无法迅速扩大，而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很多社工专业毕业的学生，毕业后却并不愿意从事社工相关工作。

　　今年刚从中山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周炎，下月将前往北京大学社工专业读研。虽然他本人对社工发展抱有乐观期待，但据介绍，他们班40个同学毕业后无一人投身社工行业，他认为“主要是待遇问题”。

　　周炎同时也道出了当前高校社工教育的不足。他指出，社工专业课程应该是实践取向的，但因为内地社工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适合中国内地实际情况的本土化理论相对缺乏，有一部分社工研究者、教育者从事的是偏向于理论建构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学生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

　　而谭建光则认为，现在许多名牌高校的社工毕业生不从事社工工作与机制不完善有关，“他们既不属于公务员，也不属于事业编制，甚至连珠三角政府雇员体系都还没纳入，相当于临聘”。从事社工工作无法保障稳定收入，又看不到发展前途，许多社工专业学生因此放弃了专业对口的工作，或者从业一段时间后跳槽到其他行业。

　　除此之外，义工发展也受限于很多现实条件。今年5月30日在白云区景泰街的7个社区开始试行的“稻草人计划”可算是广东社区志愿服务建设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它是广东省青年志愿者社区少年儿童守护计划的一部分，活动主要包括每天下午4时至5时的巡逻、安全宣传、快乐陪伴和定点守护等。记者通过走访发现，虽然这个活动实施以来吸引了不少志愿者，但是其中以老年人和少年为主，老党员、老干部占的比例超过了50%，志愿者结构不合理。

　　而按保险公司行业的规定，他们不会为超过55岁的高龄志愿者设立志愿服务险种，这使得超过半数的志愿者面临着无法获得保险的窘境。街道居委会与数家保险公司进行谈判，将55岁的上限提到了65岁，但这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

　　除此之外，景泰街“稻草人计划”第一阶段试点工作的运行经费仅仅只有来自于省志愿者指导中心下拨的5万元经费。接下来如何进一步开源，实现多元化、持久化的资金来源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广青启智服务总队队长李森也坦言目前服务队“在资金、场地、专业人员方面比较紧缺，要是能够得到政府支持就更好了”。

　　如何突围　主推政府主导下的社志模式，借助第三方力量

　　由于全省专业社工严重缺乏，而志愿者群体虽然规模庞大，但是在很多专业领域无法进行有效志愿服务，一种类似“社工+义工”相嫁接的新模式应运而生。

　　“社工+义工”联动，逻辑在于整合社工、义工的人力资源，通过社会工作专业机制推动志愿服务的发展，又通过志愿服务的发展促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程，实现两工“联动双赢、互补互惠、互动共进”。

　　但谭建光认为，纵观近些年的发展脉络，“社工+义工”模式也有两方面问题需要注意：一方面，发端于高校的社工，过于强调专业化，结果有些社工在基层被当作普通工作人员在用，有些社工机构则和基层社区完全脱节。而一开始就孕育于民间的志愿者服务，专业服务发展并不乐观。另一方面，义工和社工分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社工是民政系统管理，志愿者以共青团协调为主。二者在发展初期合作较少，缺乏有价值、可借鉴的合作经验。

　　那么，在当前实际条件下，中国大陆的社会志愿服务建设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许多专家认为，关键在于政府主导。

　　涂敏霞认为，大陆的社会服务建设起步较晚，社会各方面对其认知很少，因此，需要政府有意识地普及社工价值，，包括发布相关政策法规。贺立平则指出，要保证机构的正常运作，政府还应当投入足够资金、人力、设备。

　　在采访中，很多专家坦承：如此庞大的资金缺口，如果全部寄希望于政府并不现实。一种新思路浮出水面：借助第三方力量。

　　今年7月，位于佛山南海的“关爱桂城”创益中心试运营，这是佛山市内首个公益综合体。据长期观察“关爱桂城”项目的谭建光介绍，该项目自2009年启动以来，社区在公共服务领域已探索出许多新模式，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便是公益NGO孵化培育机制。

　　这一孵化机制的逻辑是，为了推动公益NGO组织的发展，创益中心每年只收取一元的象征性租金及水、电、物业管理费。同时，创益中心还成立专门团队协助跟进NGO注册事宜，打通政策、组织等掣肘，以实现规范化发展。现在在创益中心二楼，已经有6家NGO进驻NGO孵化中心。

　　借力第三方的思路，其实正暗合广东今后的发展方向。朱明国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在创新社会管理时，政府要通过“让渡”实现权力下放，本来是政府管的，按照法定的程序让渡给社会组织进行管理。通过购买服务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并培养、鼓励更多人才踊跃地投身到社会组织中来。

　　注册志愿者仅400多万，缺口超500万，缺口不小。（南方日报记者 雷雨 实习生 卓越冰 张子健　统筹：徐林）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