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事业不能在经济危机中“过冬”

　　金融风暴自去年下半年从美国始，到如今全球都已感受到它的寒意了。如今，各国政府均推出了一个比一个更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中国作为大国，又号称执行市场经济，自是不能游离于世界经济秩序之外，可谓“环球同此凉热”矣。 

　　这不，东莞那儿便有30%以上的加工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况。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2月1日给出的农民工失业返乡数字是2000万。而据我所知，眼下农村外出务工是不少农家收入的大头。湖南平江县早在5年前，便有政府机构统计，该县15——50岁农民有70%在外务工，外出务工所获占全县农民总收入的三分之二。

　　全球性的金融风暴，无疑是一场真正的、人为的、难以避免的“严冬”。于是，各行各业都在探讨着如何过冬的问题。

　　那么，在各行各业都在拿出过冬措施及应对办法时，我们慈善事业该咋办呢？

　　我的观点是：从整体上说，中国慈善事业不存在“过冬”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这一场金融风暴对中国慈善事业的确是一严峻考验。为什么是一个考验呢？一方面，需要你资助的人越来越多了。很多人下岗了，很多人回乡了，而且过去的资助对象也更加困难了，需要救助的资金越来越多了，力度也将随之加大才行。但是，恰恰这个时候，从整体上看社会财富确实在缩水，是少了，这也是个基本事实。比如股市，从07年沪股最高点6000多点，跌到如今的2200点，又如房产，你如果原有一套价值百万的住房，如今80万还无法出手。这都是人们必须承认，而无奈接受的现实。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唐太宗曾有此感叹。我认为这个时候，除了对我们所从事的慈善事业是一巨大的考验外，更能展示出慈善的风采和魅力。所谓“危机”，即危险和机遇同时存在。金融风暴不管多么猛烈，但我们的良心始终存在。这个时候，你是雪中送炭。你想想，冰天雪地中你送10公斤炭远比炎天酷热中送一车还强，六月天人家还得弄个地方存放哩。社会的需求在急剧增长，慈善的含金量也在提高，怎么能说慈善业要“过冬”呢。

　　另外，我曾在一次学术演讲中说过这样句话：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差距，只不过二三十年，而在现代慈善事业上的差距，至少有100年。当时说这番话时，台下便起了轰动。我说不忙，并随即拿出一系列数据：美国个人捐赠占GDP 2.2%，中国却只占0.05%，中美家庭捐赠分别占年收入的0.06%和2.2%。在英国有70%以上的人从事过义工，而中国恐怕不到5%。美国慈善捐款83%来自个人，4%来自企业，13%来自政府；中国20%来自个人，80%来自企业。据统计，05年美国慈善组织有71000多家，掌握资金6700亿美元，占GDP的9%；而中国到08年底慈善基金会总数仅1390家，中国总资产突破百亿，不足万分之四。据民政部一名官员说，有的慈善基金会，别说做慈善，连维持机构正常运转都困难，养工作人员不活了。这道理很简单，美国慈善机构办学校、医院和养老院获得利润后又再投入慈善，这样便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而中国却是花一个少一个，几年几十年下来当然是养人不活了。这说明我们慈善事业的理念、意识和管理水平与美国相比差100年。在此情况下，我们有什么资格说“过冬”，你整个还没有看见春天么。比如说一个刚出生的幼儿，他知道春夏秋冬么？他能体会到春天的勃发，夏日的旺盛，秋季的成熟，冬日的严寒么？他什么都不知道。照理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民族，它并不缺乏这方面的道德资源，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除了差了理念，差了组织，差了推动外，还有人们对慈善领域认识不足，甚至怪象横生，哪个做点好事就认为人家是图名图利，有的人拔一毛可利天下却不为。这种状况与文明社会所要求的现代慈善不知相距多远。即令在个别项目中，个别事情上有些影响，但就整体而言，中国慈善事业不存在“过冬”一说，既没有“过冬”的资格，又没有“过冬”的本钱。

　　但是，我们仍应面对金融风暴给慈善事业带来的严峻形势，这是危机，是考验，也是机遇。我的看法是：政府当然应采取一系列措施适度发展公募基金，但更应鼓励并大力推动私募基金的发展和规范。你既然承认慈善是老百姓自己的事，就一定要承认老百姓的自觉性，而不是强制性推动。强制性或半强制性的“摊派”，在各地，在各类媒体上的反映不胜枚举。这样的慈善让人觉得变了味道。

　　人们常见的场景是，某地方政府成立慈善机构或推动慈善募捐，当地政府要员悉数上台，当地知名企业一网打尽举牌认捐，各类媒体报道盛况，如此等等。至于善款到底来了多少，又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恐怕老百姓不会知道，捐资企业也不会去问，媒体自是没了下文。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捐赠是发自内心的，完全自愿的么？

　　而非公募基金不存在公开募捐问题，仅是鼓励那些有钱人和有实力又愿做善事的企业拿钱出来，交给专门的慈善组织，按照科学的、纯粹的慈善理念和运作方式来进行慈善，所以说政府应当大力推动并鼓励非公募慈善基金的发展。在此方面，美国也有成功的先例。192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促使美国推行凯恩斯主义，政府在社会救济中作用彰显，使原有的社会救济格局有所变化。1930年，粮食工业巨头凯洛洛捐出价值6600万美元的股票，成立凯洛洛基金会。1936 年福特投入2.5万美元成立福特基金会。

　　人们注意到，美国慈善基金会有百年历史了，老一代美国企业家开创的慈善基金，20年后便遭遇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不仅让他们的基金会大放异彩，而且发展势头迅猛，而后一批企业家在那场让人刻骨铭心的经济危机中却逆势而上，纷纷成立基金会，如前文提及的凯洛洛和福特等。这一批人及其基金会，不仅在经济危机中发挥作用，自身也获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们打下了美国慈善事业的百年之基。

　　他们能行，我们也能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也大多完成了原始积累，且相当一部分也到了退休年龄。他们积累的财富有的会传给后人，有的则思考着反馈社会，以进一步实现自我价值。政府应帮助他们建立“散财之道”——更多批准成立非公募慈善基金会。

　　在经济危机的冬日里，过去美国人能逆势而上，我们中国现代慈善人呢，能去“过冬”么？

　　（根据卢德之博士在华民慈善基金会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