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在机场凶残刺母的惨剧，让整个社会震惊。目前警方已对汪某进行司法精神鉴定。

 　　3月31日晚，顾女士到浦东机场接在日本留学的儿子小汪回家。10分钟之后，小汪就用一把水果刀向她连捅了9刀。

　　儿子在机场凶残刺母的惨剧，让整个社会震惊。目前，警方已对汪某进行司法精神鉴定，鉴定结果以及汪某刺母的真实动机，尚未向社会披露。而不少反思的声音已为本案贴了种种标签，做出种种解读，诸如要加强孝道教育，80后的社会责任缺失，盲目留洋引发心理危机……

　　现成的瓶子，被装进了新酒，发出了清脆的哐当声。从“社会防御”的角度看，刺母血案的受害者不仅是顾女士，它还挑战了人伦底线，拨动着每个人的神经，公众急切地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在这种集体心理的作用下，“80后”、“孝道”等关键词被贴在刺母案上，使大家以为这就是真问题所在，以为找到了解决方案，就此得到心理抚慰。

　　这些反思的“标签”或许是对的，或许不是。一个勇于反思的社会自然充满希望，而一个善于反思的社会更令人期待。

　　为新闻找一个“老筐”还是很简单的。比方说在1980年代，年轻人如果犯下这种惨案，可以将之归结为“文革”余毒；1990年代,这类案件发生可以归结为独生子女问题、受到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等等；到了新千年之后，“80后”、“90后”的标签又成了“原罪”。但这种“老瓶新酒”的宏大叙事是否扭曲了事件本质？种种标签是否掩盖了真问题所在呢？诸如刺母案这样的个案，真的能归纳出一条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吗？反过来说，如果一条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是正确的废话，还有意义吗？如果刺母案真的是因为孝道教育不够，那么如何补上孝道教育课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补上了就能杜绝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吗？

　　这种贴标签行为，恐怕是一种僭越、一种致命的自负。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非但舆论空间里的这种“自负”没有消解，相反一种“戾气”却在发酵，总有人一副真理在手、替天行道的模样，动辄喊打喊杀，“人肉”不同意见者。

　　最近发生了多起大学生杀人血案，刺母案之外，还有留学瑞典的上海大学生杀害同学案、药家鑫杀人案，局外的普通人也罢，局外的专家也罢，总能说出甲乙丙丁、一二三四来。

　　公众有知情权，有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也有权做出社会评价，但也应知道权利边界在哪里，不应通过扭曲别人的悲剧，在正义公平的宏大叙事下，拿别人的故事，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表达自己的诉求。好比最近的药家鑫杀人案中，某教授将药的杀人罪行归结到“美国宣扬的自由民主”上，以“满门抄斩”的噱头赢得一片廉价的掌声，这基本上就属于消费别人的悲剧了。

　　再比如有人觉得自己不用听被告人辩解，就有权代替法官做出死刑判决，理由是哲学家德里达说的：“谁有权以逝者的名义宽恕？”而在本案中，受害者、汪某的母亲已明确宽恕了逆子，不愿儿子获刑，甚至在病床上还不忘向记者打听：“津津（音）怎么了？”虽然母亲已经宽恕儿子，但国法难容凶手。本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伦悲剧——母亲含辛茹苦供儿子留学，儿子却持刀刺母，整个家庭全毁了。没有人可以代替死者宽恕，同样，也没有人能以死者的名义去仇恨。我想，舆论点评这场悲剧时，反思最好建立在所有事实都已清楚的基础上，另外，应心存护念，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不致造成二次伤害。

　　所谓“去标签化”，就是尊重事实本身，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和诉求，不以围观者的意志强加于当事人，不以观点抹杀复杂的现实。从建设理性的舆论空间角度看，“去标签化”意味着公众明确舆论权利的边界在哪里：公众有权监督司法公正，但没权代替法庭做出审判；有权做出价值判断，但无权取代专业知识。（早报评论员  沈彬）

（责任编辑：孙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