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肖畅

　　福建企业家曹德旺透露，去年他和儿子向西部五省捐款2亿元，但提出“苛刻”要求：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曹德旺还组建专业监督委员会进行监督，称若基金会违规使用款项将按善款的30倍来赔偿。（3月9日《广州日报》）

　　媒体称，这个“史上最苛刻捐款”，开创了慈善问责的先河。事实上，它不仅开创了慈善问责先河，也开创了“经济型慈善”的先河。捐款人不仅要知道自己的钱去向是否透明，更要知道是否有精准投入，运作过程中的损耗是否得到严控。慈善透明，要求对慈善机构进行监督；低成本运作、精准投入，则要求慈善机构像企业生产一般追求利益最大化——只不过，这是“慈善利益”的最大化。

　　把慈善当一门“社会生意”来做，听起来，道德意味不甚彰显，但这正是现代慈善的做法。曹德旺这一案例可以说开先河，引人期待，大家都希望看到其示范效应的产生。但在期待之前，我们又必须看到这个苛刻慈善订单是如何产生的，协议是如何成功达成的。

　　首先，曹德旺的个人慈善理念是关键因素之一。曹是个典型的企业家，而当他从事慈善事业时，把生意上的利润最大化理念也带到了慈善事业中，“能省一分就省一分”。而且，他不做个人、企业社会形象的考虑，单纯以慈善事业的终极效益为目标。因此，他不仅是个商业领域的企业家，也成了典型的“社会企业家”。现代慈善，源于观念的变更、理论的发展，源于民间组织、力量的发展，也源于这些“社会企业家”的出现。我们社会的慈善事业，目前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

　　其次，承接曹德旺捐款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也是关键因素之一。如此苛刻的协议，也得慈善机构答应才行。而慈善机构缘何答应？有什么动力去答应？我们注意到，该基金会采用法人治理模式，人事、管理等诸多方面，确已向现代企业式管理方向靠拢。这一模式也决定了其只能靠独立的力量生存与发展，并按照科学化、企业式的模式去运作。可以说，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它为什么有意愿、也敢于接受“史上最苛刻”的捐款协议。

　　综观这两个因素，“史上最苛刻捐款”要规模化出现，我们还需要不少社会条件。譬如，我们的社会需要大规模孕育“社会企业家”，他们可能是从商业领域转战社会领域的人，也可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有热心、有追求的人。其二，慈善机构自身的机制需要更加现代化，要按照“社会企业”的模式去运作。另外，不同背景的慈善机构需要具备平等的准入门槛，需要有着公平竞争的环境——现代慈善当然是应该有竞争的。

　　我们希望，把慈善当一门“社会生意”来做的人和机构越来越多。“史上最苛刻捐款”的称谓，说明我们的慈善还不够苛刻，道德意味谈得过多，社会效益谈得不够。在现代社会，我们追求现代慈善事业，首先得让慈善像生意一样苛刻起来。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