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不应该只对出钱感兴趣，更要关心如何用钱。“捐”了不等于“助”了，“助”了不等于“善”了

　　比尔·盖茨与巴菲特要来北京召集慈善晚宴，很多中国富豪视之为“劝捐”的鸿门宴。这一消息成为近日的最佳谈资，大小媒体纷纷报道和评论。媒体告诉人们的是，富豪们怕慈善；没有告诉的是，很多富豪不怕慈善怕媒体。

　　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受邀富豪都欣然应约，这一场慈善盛宴也公开举行，必将记者云集，拍照提问如电闪雷鸣，现场的每一盏杯、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自此以后，赴宴者名单将被网民牢牢记住。一旦有重大灾难发生，他们的捐款数目将被对照排名；倘若未有出现，或者排名靠后，就会被骂得狗血喷头。

　　有人会说，慈善是社会美誉，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躲躲藏藏必然有鬼。其实，这是对慈善的严重误解。捐款不是纳税，它是一种自愿行为，而且属于个人隐私。像比尔·盖茨、巴菲特和陈光标这样高调行善，固然有益于倡导社会慈善风气，但是也有人喜欢“做好事不留名”，更不想自己的善行被舆论拿来站队排名，不管是比出自己的不良还是别人的矮小，都非他所愿。

　　尤为重要的是，善款和税款的区别，还在于前者不必像后者那样，一定要以公共事件和公众舆论为导向统筹使用，更不必“集中力量办大事”。汶川、玉树地震发生了，把持税款的政府不可袖手旁观，但是一个慈善家完全可以相机而动。他可以认为此事件捐款已经足够多、政府已经足够重视，因此不捐或者少捐，而把善款用于被舆论忽略的、较为分散的社会边缘。一个焦点事件，成为慈善家捐款的擂台，或者宣传企业的机会，这是违背慈善本质的荒唐现象。慈善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构件，其要义就在于补充政府和市场的不足，而不是与二者重合。

　　的确有很多人为富不仁，干坏事挥金如土，做好事却一毛不拔。有人认为，对于这些人“逼捐”未必不可。好吧，就算如此，方法也值得商榷。如果我们认为富人应该拿出更多的钱来，靠舆论来“逼”，随意性太大，情理上不通，效果也不见得好。强制出钱的办法是现成的，那就是纳税。无论是国家钱不够用，还是富人钱多害人，舆论都可以要求修改税法，提高巨额财产税率或者征收遗产税。对谁都一视同仁，而不是碰巧了逮着痛骂，这才叫公平。你可能会说，那这就不是慈善了。是啊，强迫人家拿钱出来，这本身就不是慈善。电视上的很多慈善晚会，明明是强人所难，却要假装人家自愿，这是典型的伪善，对社会道德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对于公然作出承诺，获取了社会赞誉，而后又不兑现的所谓“诈捐”，因为捐款人主动将个人隐私转化为公共事件，媒体是可以跟踪监督的。但是，对于更多没有主动曝光的人，媒体应该摒弃这种追踪个人隐私的“黄色小报”作风。

　　与此同时，媒体对于慈善发展也有社会责任，那么应该怎样来履行这个职责呢？首先应该把焦点对准社会环境，培育对于慈善捐助者和基金会友善、信任的土壤。尤其是政府部门和慈善机构的关系，值得媒体深入探讨。政府支持慈善，并不等于要把慈善机构管起来，也不等于政府出面召开慈善先进分子表彰大会，或者领导人和慈善家握手照相。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并不经常受到领导召见，对于他们手中掌握的巨额善款，政府也无权过问，他们却在慈善事业上忙得不亦乐乎，媒体应该出来释疑解惑。

　　其次，媒体不应该只对出钱感兴趣，更要关心如何用钱。那些逼人捐款的网民，几乎从来不关心把人家的钱拿去干什么了，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一个完整的爱心行动，本身就包含了“捐”和“助”两个部分。“捐”了不等于“助”了，“助”了不等于“善”了。慈善募集机构如何使用善款，往往对捐助者缺乏基本的交代。富豪因此而犹豫甚至拒绝捐款，当然是在情理之中。假如把钱捐给号称世界上最透明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又担心被网民骂成“卖国贼”。既然如此，你说这慈善晚宴还去不去呢？

　　（作者：卞乐 自由撰稿人）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