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深圳罗湖区两名高三学生在路边看到一位老奶奶跌倒，路人都不敢上去搀扶。他俩扶起老人，将老人送进医院包扎并垫付医药费。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也宣布给每人颁发1万元奖励慰问金。（1月13日《深圳晚报》）

　　在江苏南京“彭宇案”，以及受该案影响、类似拒绝“扶老”事件层出不穷的背景下，深圳上述重奖两位中学生“扶老”行为之举，无疑非常“给力”、提气。

　　对于两位中学生的“扶老”行为，深圳有关部门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代表着一种精神、一种风尚、一种导向”，“不仅仅是扶起、救助了一位老人，也重新扶起、匡正了我们社会日渐衰微的良知”，并强调，对其重奖“是正确的”、“完全值得的”。

　　这意味着，此份“扶老”重奖，不仅是对两位中学生行为本身的褒扬，也是对此前众多“不扶”现象以及“彭宇案”判决背后失落的社会良知的一种矫正和救赎。如此重奖深意，当然值得尊敬和肯定。但是，回到社会现实，这样一份希望借助重奖以救赎“扶老”美德、“重新扶起、匡正我们社会日渐衰微的良知”的深意，是否当真能够顺利如愿，笔者并不敢太过乐观。

　　回顾这起中学生“扶老”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其“扶老”过程本身，与当年的“彭宇案”其实是雷同的——都是救人者好心扶起不慎跌倒的老人、并主动送医院救治。而区别在于，被救老人及其家属对救人行为的截然不同态度——在彭宇案中，被救的徐老太及家人一口咬定是救人者彭宇撞了人，该案法官事后也认为，彭宇主动救人并送老人去医院，不合常理；而在上述深圳扶老事件中，被救的黄奶奶对两位同学的行为非常感动，其家属也非常感激。

　　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两位中学生“扶老”救人行为的最终被认定，其实是具有某种偶然性的——首先是建立在被救者及其家人认同的基础上的。试想一下，如果黄奶奶和家人，也和彭宇案中的徐老太及家人一样反咬一口，该事件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当地有关部门还能迅速地认定“见义勇为”并给予重奖吗？

　　当然，在这里，笔者无意臆断所有被救老人的道德水准，想说的是，要想实现对道德良知的救赎、弘扬，单靠个别人的努力和偶然态度以及物质重奖，其实是不够的——我们既需要救人者的道德之善，也需要被救者的道德之善，而在所有这一切背后，我们更需要坚实可靠的制度之善，比如，便捷可及、保障充分的医疗保险制度、真正能够“救死扶伤”的医院管理制度、完备无忧的养老制度，等等。如果不是因为医保制度还不够完善，并且人们忌惮高收费乱收费，何至于那么多老人会选择反诬救人者？

　　道德虽然崇高可敬，但它并不凌空蹈虚，也是建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上的——除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实践之外，更有赖大量具体入微的制度来支撑、滋养、引导——以制度的力量来降低化解行善做好人的风险，抬高为恶做坏人的成本，唯其如此，包括“扶老”在内的美德，才真正可能蔚然成风。（作者系评论员）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