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公益首先指向一种身份的转换。它试图表明，不只是企业家富人才有投身公益的资格，相反，每一个平凡的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持续参与到社会公益中来。富人的公益参与尽管也非常重要，但依赖杀富济贫式的社会动员与企业家慷慨捐助的英雄举动，都无法撑起一个细水长流的现代公益体系。

　　客观地看，中国人乐善好施的文化传统与人人可公益的现代公益理念之间，其实存在一种亲近的关系。不过，这只是一种理论的认知。目前中国公益的参与主体要实现从企业向个人的转变，最稀缺的并非民间公益慈善供给的意愿和能力，而是政府保护和培育这种民间公益慈善供给的政策空间。类似汶川地震中76%的捐款回到政府，这种公益流通的渠道与方式，都显示出中国公益事业的现代化迫在眉睫。

　　为什么要强调公益的民间自发性而不是政府主导？这是由现代社会的基本分工所决定的。政府是由民选而产生的公共治理机构，它是由税收和财政体制支撑的公共力量，它负责解决的是所有法定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问题。除此之外的空间，包括社会公益活动，都应该确保其充分的民间自发和自治属性。如果政府越俎代庖主导公益活动，不但会抑制民间的热情和创新，还会造成社会功能上的混乱。

　　这是公益转向需要迈出的第一步，即通过政府放权逐步归还公益的民间本色。这种民间主体性的回归越是彻底，中国公益事业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来自民间的水只能装在有限几个官办的水杯里，就达不到造福于大众的目的。

　　因此，现代公益体系的建立，就是要在纠正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的基础上，把公益的民间属性完整地归还给社会大众。一方面通过现代的公益理念来唤起大众的公益心，让大众在参与公益的过程中达至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另一方面通过创造各种各样的公益水杯(现代公益组织)，使民间的公益互助真正能够有效率、有效果。在健全的政府治理之外，现代公益的这种补位才能最大化地造福社会。

　　就此而言，中国公益的这种历史转变，一要看政府改革的进度，二要看公益组织的作为。如果政府能秉持前瞻的理念，系统设计公益事业的法律政策环境，鼓励和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从细节上支持现代公益的构建，如果中国的公益组织能不懈追求自身的民间属性，不断吸纳民间蕴藏的公益能量，在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更富韧性、更有策略，克服转型中的种种困难和阻碍，则全民公益的明天定将可期。（南都）

（责任编辑：孙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