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富豪的行为方式正日趋成熟。“低调”是一个关键词。

　　前些日子，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到中国来推广他们的“巴比行动”，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影响更多的富豪捐款用于慈善事业。此前，他们在美国“劝捐”的成绩斐然。早前有媒体报道称，“巴比行动”已成功劝说了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

　　尽管他们事先反复表示，此次中国之行只是一个饭局，“不劝捐”，但是富豪们面对豪门盛宴似乎无动于衷，甚至躲躲闪闪。一些受到邀请的富豪甚至公开表示不赴宴，即便是赴宴的富豪，也刻意选了中等收入阶层青睐的座驾，悄然赴宴。

　　赴“巴比”晚宴固然荣耀，但是别忘了，他们这次是来劝捐的。鉴于俩人此前在美国的“业绩”，这吃顿饭事小，万一架不住劝，怎么向老婆孩子交代?毕竟，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一部分有点仇富情结的人可能觉得中国的富豪有点不仗义，让你捐点钱这么费劲，还藏着掖着的，简直是为富不仁。

　　大部分中国人则把这事当成一个娱乐事件。“富贵于我如浮云”，不排除有人是抱着一点幸灾乐祸的心态在看热闹。

　　在我看来，以此次事件为鉴，中国富豪的行为方式正日趋成熟。“低调”是一个关键词。

　　欧美富豪“低到尘埃里”

　　欧美国家里，真实的情况是富豪们想方设法躲着媒体和大众好奇的目光。他们为了不惹人注目，会尽量放低自己的身段，甚至低到尘埃里。

　　作家保罗·福赛尔在《格调》里描述美国的顶级富豪们是“一个看不见的阶级。他们的钱来源于继承遗产。他们曾经喜欢炫耀和挥霍。后来，他们在媒体及大众的嫉恨、慈善机构募捐者的追逐下销声匿迹了”。

　　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把自己隐蔽得很好。在18世纪90年代，美国的富人们也流行虚张声势和炫耀自己。他们在自己的家里装备奢华的仆人队伍，出门带上庞大的随从，前呼后拥。那时候他们显得很幼稚，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成功者。

　　但是造化弄人，他们慢慢学得世故，变得有心计了。大约在上世纪初，美国的富豪们开始收敛，慢慢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他们纷纷从纽约上城第五大道那样扎眼的地方搬走，躲到遥远的乡下或者干脆出国，到希腊或加勒比海沿岸买个小岛隐居起来。

　　金钱拥有呼风唤雨的能量，对普通人来说，有钱意味着有了一切。因此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拥有金钱更招人忌恨了。那一小撮最有钱的人无形之中因为金钱成了普罗大众的众矢之的，他们无论做什么几乎都会受到指责。

　　更可怕的是当他们受到委屈时整个社会根本就不会有人同情，因为他们有钱，理论上拥有支配一切的力量，是强大无比的“超人”，所以理应享受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逃离世俗的目光，尽量不引人注目，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提醒自己：公众和媒体对自己的任何一次关注都是危险的。

　　全社会“劝捐”

　　更多的原因是制度层面造成的。实际上，如果一个富豪的表现引人注目，至少要付出更多的钱财。而且这种付出远不像花钱消灾那样能一劳永逸。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在资本主义的故乡，政府经常扮演富豪的仇人。这是因为打压富人能够天然地获得道德上的理由，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大众的选票支持。而且由于富人偶尔被“欺负”一下，他的相对痛苦指数远远低于穷人，不会像“欺负”穷人那样会引起社会强烈反弹。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里，税收政策往往不顾它自己标榜的中性立场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针对富人征税时有明显的恶意侵犯和惩罚倾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对富人征收高额的遗产税和财产赠与税。

　　现代遗产税起源于欧洲。1598年，荷兰最早开征遗产税。1696年英国颁行遗产税法案，正式规范了遗产税的课征对象和适用范围，成为现代社会各国开征遗产税的摹本。到18、19世纪之交，开征遗产税成为整个西方社会的潮流，而且，普遍实行较重的税率政策。美国联邦遗产税于1916年开征。后来美国为了防止富豪们逃税，又开征了赠与税和隔代遗产转让税，并且与遗产税使用统一的税率。

　　美国的遗产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55%。不仅如此，据美国新颁布的法案，2011年起，美国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免征额将从每人350万美元降至每人100万美元。据专家测算，受其潜在影响的纳税人是现在的8倍之多。对于一笔500万美元的遗产来说，如果财产所有人没有在2010年12月31日24时之前咽气，哪怕拖后一分钟，就要多交200万美元的税。所以有美国人悲愤地说，美国国会正在激励美国人去死。

　　除此之外，美国的慈善募捐机构专业化的运作也让富人们头疼。

　　美国的慈善机构众多，慈善事业十分发达，管理和营销也十分专业化。据统计，美国目前有超过100万家慈善组织，有近300所大学提供非营利机构管理课程和本科到博士的学位。这些慈善机构聘请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也招募和培训了大量的志愿者。他们每天都在试图用登门拜访、发邮件、投递广告等方式接近富豪阶层，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目标只有一个：紧盯富裕阶层，千方百计劝谕他们捐款用于慈善。

　　保罗·福赛尔对此有深刻的洞见：富豪们藏匿起来“尤其想逃离一个更为严重的威胁：福利基金会的乞讨。那些身着三件套笔挺西装的行乞者，总是成群结伙不屈不挠地打扰这些有钱人”。

　　试想，在这种氛围下，富豪们如果没有巴菲特和盖茨那样的底气，只能像当年杨白劳躲债一样东躲西藏，哪敢有一丁点的张扬?所以保罗·福赛尔调侃这种现象，在美国，“看不见的顶层”和同样“看不见的底层”有的一拼，是一种“两极相通”的状态。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生活在同一种压力下，“他们分享着同样的焦虑：但求自己的名字不要见诸报端。”（作者 扈洪波）

　　(作者为某房地产集团董事会主席)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