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概念是经由儒家学说打磨形塑的文化符号，尤其在《论语》中，孔子劳神苦思、不厌其详；首尾呼应，敷陈其义。可以说，“君子”概念高度浓缩了儒家学说的价值旨趣，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延续，是君子人格的延续；中国文化的刚健，是君子人格的刚健；中国文化的更新，是君子文化的更新。

核心要义：为人求本

  “君子”概念在中国早期文明中业已广泛流传。《尚书》《周易》《诗经》都出现过“君子”的概念，唯有经过孔子的精细阐发，一个克己奉公、彬彬有礼、敏锐智慧、自强不息的君子形象开始大放异彩——完成了从社会身份向文化符号的华丽变身。

  （一）人性本善。人性问题是横亘于人类面前的一道千古难题。在天下纷争的年代，是非无定、进退失据、秩序崩溃、祸乱连绵。严酷的社会现实，激发孔子深切的生命关怀，他由“人之所缺”想到“人之所需”，执着于“为人求本”。善为至宝，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孔子“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从“人性本善”出发，充分肯定了人性中蕴藏的“道德力量”。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务本，就是确立“人性本善”的原则——遵循“善”的原则即为君子，违背“善”的原则便是小人。在充分尊重人的自然属性基础上，孔子通过“人性本善”的经验陈述，奠定了“君子人格”的人文情怀，开通了中华民族人性理解的文化之旅。

  （二）行事在仁。“仁”是“君子人格”的核心理念，意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体贴和关爱。“仁，亲也。从人从二。”“仁”是孔子给出的“君子”行事的基本原理。“仁”的概念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孔子通过“仁”的阐释，娓娓道出他对人性的深刻认知。事理在人与人关系中生成，在人与人关系中发展。如果人与人在互动中能够互示其诚、互尽其仁，则天下可治。孔子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的道理尽在其中。在孔子看来，“仁”是“君子人格”的根本依存。他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因此，林语堂认为只要从“仁”行事，就是“君子之道”。孔子以“仁者”情怀，借助对话的方式一步一步驱散了光怪陆离的复杂要素，澄清了社会混乱的真正原因，寻到了“君子人格”的基本原理。此后，孟子的“仁义”、朱熹的“仁生”、康有为的“仁本”、谭嗣同的“仁通”，都是围绕孔子的“仁爱”推展开来的。

  （三）为政以德。在道德意义的层面，“仁爱”是人性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在赤裸裸的暴力社会，由于“仁爱”充满着“平等”的意蕴而被普遍接受——仁爱面前，人人平等。如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大学》说，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谭嗣同说“仁者，平等也，无差别相也”。孔子以“仁爱”为基本道德品性，打通了政治与伦理的隔阂。无论高低贵贱，都要接受人性的检验；不论何许人也，都要担负道德的责任。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养成路径：知行合一

  中国传统社会是圣贤治理国家，孔子将“君子”视为践行“仁爱”思想的重要载体。孔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孔子以“人性本善”为道德起点，勾画了君子养成的“知行合一”的实践路径，即以“仁”和“义”为道德基石，以“民本”和“民意”表达为根本志向，以“智”和“勇”为行为表征，以“和而不流”和“和而不同”为独立品格，最终成长为“立世为人”的真正君子。荀子在建构礼法体系时曾经说过：“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在荀子看来，品行高尚的君子是礼法社会的重要基础。

  （一）道德基石。孔子讲“仁”，孟子重“义”。“仁”重温和，“义”显刚毅。孟子认为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刚柔并济，合成道德。“仁”和“义”是君子的道德基础，即经由君子的道德活动而成就自身和成就社会——通过道德的挺立，凸显君子的道德价值与生命意义。君子之道就是“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诚如文天祥所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二）行为表征。君子行为的特点在于认知上要达到“智”，意志上要达到“勇”。“智”和“勇”就是现代心理学上讲的认知和意志——事实判断和行为表现。其中，行为表现是认知过程的最高阶段，是依据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进行的行为选择。在行为选择前，孔子说君子有九思，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然后“形于中而发于外”。“勇”是君子行为特征的集中体现。

  （三）君子标准。孔子通过君子和小人的人性比较给出了君子的特殊标记。他提出“君子怀德”，“君子成人之美”，“君子比而不周”，“君子坦荡荡”，“君子求诸己”，“君子中庸”，“君子有礼”，“君子言行中肯”，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而背离这些道德原则的人，自然而然成为君子的反面典型。即是说，君子小人本无常态，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则为小人。

  （四）君子品格。儒家学说常常用“独”字来表达君子的独立人格，强调君子为人要“和而不流”“和而不同”。“君子慎独”“为仁由己”，一以贯之。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品德低下的人在私下里放纵自己，无恶不作，品德高尚的人哪怕是一人独处，亦应谨慎待己。《荀子》说：“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显然，“慎独”既标识一个人的内在性，又标识一个人的开放性。在两极互动中，乃能成就真正的自我，达于个体人格的完成与实现。《礼记》中鲁哀公问孔子儒者的行事风格，孔子答曰：“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

社会价值：君子如典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孔子以救民于水火的使命感，从传统文化中集成了合理的人文价值，为“君子人格”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一）“君子人格”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自然归趋”。按照孔子的思想，作为个体的“我”只能生活在群体的“我们”之中。人的彼此相互依赖构成了“我们”群体的“共生性”。用梁漱溟的话说，“仁”就是“互以为重”。在孔子看来，人类生活经验中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在人们的“共生性”关系中修身、尊长、敬人、友善、知学、合群，培养以人为本的观念，然后在为他人和社会的努力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伴随君子文化的日常化传播，“君子人格”不仅受到历代思想家、文人士大夫认同，而且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化于民俗、入于人心，相互模仿、相观而善。如此，君子文化逐渐内化为人们心理上的“自然归趋”。

  （二）“君子理想”已经沉淀为中华民族的“心理导图”。君子之道，重在修身。关于君子成长的具体路径，孔子的设计在《大学》中有扼要表达——“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诚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君子文化的实践化，让君子人格成为中华民族最闪亮的人生坐标。

  （三）“君子人物”已经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群体力量”。在中华民族，孔子影响，巍巍如山。钱念孙将君子人格归纳为三大特质，即“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以仁义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互助理念和社会关爱思想，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修身要求和向善追求”。（钱念孙：《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明日报》2014年6月13日）每当社会状况有所触及，君子精神即可应声唤起。诚如梁启超所说：“故孔子之道虽当乱世而不衰，数千年之社会赖以维持，所谓乾坤不息也。” 

  近代以来，在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君子文化再次彰显了“刚健有为”的文化气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君子文化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担当中大放光彩。当民族和国家呼唤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起而行之，将君子文化的精神内核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融合成一种价值共识——从君子文化的精神内核中确证了中国革命道路的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中确认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完美实现了君子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在固本创新中，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了广阔的通途。

  （作者：徐平，系中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