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暮春时节，趁着假日，北京机械工程师冯臻带着10岁的女儿来到郊外，微风拂过漫山遍野的二月兰，溪水淙淙，他们不禁吟出这样的句子：“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吟诵经典，是父女二人共同的爱好。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坐在书房里，再次细抚清人徐敦仁的日记手稿：“漫言三峡皆奇险，亦有平漪百里余。沙软客行江底路，日斜人钓石中鱼。”2021年，他将这部日记整理出版，让更多人能从这个小人物的记述中感受历史的温度。

  四川成都“95后”摄影师陈馨，继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着《山海经》主题的摄影作品。五年来，她研读典籍、绘制手稿、设计服装，通过自己的镜头，把《山海经》描绘的神兽逐一再现，她的故事一度登上热搜。

  古籍，离我们并不遥远。它是民族的记忆，真实而清晰。它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具体而生动。从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加强文物和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到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古籍”这个关键词高频亮相，呼应的是学人的吁求，关注的是民众的期待，承担起的是时代的使命。

更妥善的保护，更便捷的利用

  “你现在读几年级？”

  一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研究生张亿到一家图书馆的古籍部借阅古籍，馆员却劈头问了这么一句。

  张亿如实相告，说自己读博士三年级。那位馆员摇摇头，无奈地说，在博士毕业之前，他恐怕是借不到那部书了。原来，那部古籍插有不少前人写的签条，为了防止这些具有文献价值的签条被移动位置，图书馆只有将其整理后才能对外借阅。至于何时才能开始整理，谁都说不好。

  张亿的遭遇并非个例。由于尚待整理、尚未修复等原因，很多古籍深藏于书库之中，无法被利用。也有一些藏书机构为了保护古籍，给借阅设置了重重门槛。求书而不得，困扰着很多学人。而作为爱书之人，学人也有共识：“只有把古籍保护好了，才能谈利用。不能让作为文物的古籍毁在我们的手中。”

  事实上，近些年古籍保护的脚步正在加快。仅从修复队伍来看，十几年前，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员一度不足百人，如今，这个数字已增至千人以上。

  79岁的赵嘉福做了一辈子古籍修复，8年前获聘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教授。疫情前，他每周都要跨越大半个上海，赶到复旦大学传授“海派”修复技艺。

  “我们的课下午1点30分才开始，赵老师每次都是12点30分就到了，提前一个小时给我们‘开小灶’。”该学院硕士研究生蒋明理说，传统古籍修复大多以师徒口耳相传的方法传承，在赵老师这样的修复专家身上，他学到了纯正的技艺，也渐渐理解了工匠精神，“我们的课程还包括微生物检测、纸张脱酸、光照实验等内容，这项传统技艺在‘守正’的同时，也一直在‘创新’。”

  在成都，几位退休图书馆人创办了非营利机构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他们修复古籍，也办古籍修复培训班。培训班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出租车司机，有餐厅服务员，有销售经理。如果考核合格，学员就可以变为职员，留在中心工作。十多年来，该中心已为200余家古籍公藏单位修复古籍善本、碑帖拓片、档案等2万多册（件）。

  政府持续投入，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古籍修复为大众利用古籍奠定了“物质基础”。

  “开发古籍资源，其实也是对古籍的一种保护。”张亿说，如果古籍有了影印本、高清电子本，就可以减少借阅原件的需求，既保护了古籍，又没耽误利用，“现在，国家图书馆有超10万部古籍数字资源向社会免费开放，不需要注册就可以在线阅览。如果其他藏书机构也能像国图一样开放古籍数据库，那就太好了！”

  古籍数字化，越来越被各界所重视。一时间，各种古籍数据库纷纷涌现，公益机构做的、商业机构做的、私人做的、文化单位做的、教育单位做的、出版单位做的，不一而足，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出现了种种乱象，有人将其总结为“条块分割、力量分散、缺乏统筹规划、标准不统一”。针对这些问题，承担着全国古籍工作统筹协调职责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正在筹划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建立健全国家古籍数字化工作指导协调机制，统筹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已明确写入《意见》之中。

更优质的整理，更精准的评价

  为了整理北宋名僧惠洪的诗文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周裕锴耗费了近20年光阴。2021年，这部250万字的《石门文字禅校注》终于出版，在文史学界口碑甚佳。

  “《石门文字禅》这样的重要著作，只有周老师才能做好它的校注工作。20多年前，周老师曾说不会去做校注，感觉是为他人做嫁衣，后来却花了十多年做此事，不是‘技痒’，而是一种使命感。”有熟悉周裕锴的学者如此评价。

  然而，令学界同行没想到的是，在一次校内评奖中，《石门文字禅校注》仅得到三等奖。

  “各院校、科研机构对于古籍整理成果的认定普遍偏低。在评奖时，古籍整理成果通常会排在专著、论文之后。”在张剑看来，这个评奖结果虽说意外，却也符合很多评价体系的“惯例”，“一些高校的职称评审也是这样，专著、论文才是硬指标，古籍整理成果可有可无，而且在评价体系中的分量也远不能与专著、论文相比。”

  “在目前的学术界，重论文、轻文献成为一种倾向，古籍整理在学术体系里不被重视，这导致很多有能力、有水平的学者不愿意从事古籍整理。”做古籍编辑多年，中华书局总编辑周绚隆懂得古籍整理的艰辛：整理者必须逐字逐句读懂古籍，而不能跳过自己不懂的内容，因此也就无法“藏拙”，为了解决一个断句问题，常常需要查阅很多文献资料。

  标点在古籍上的一个个逗号、句号，看似简单，却凝聚着整理者的大量心血。然而，也有些整理者、出版单位把这一个个标点看得过于简单，把古籍整理当成追名或逐利的工具，一些古籍整理作品质量堪忧。

  “现在，对于专著、论文的学术价值认定，已经有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评价标准，而在古籍整理领域则缺乏有效、明晰的评价指标，这就容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一方面优秀学者不愿意从事古籍整理，另一方面劣质的古籍整理作品屡见不鲜，使大众对古籍整理产生偏见和误解。”张剑认为，可以通过创新性、难易度、重要性、规范性、可靠性这五个标准对古籍整理的学术价值进行评价，“随着《意见》的出台，我期待未来可以建立一个指导性标准，用以衡量古籍整理成果的学术价值，使古籍整理与专著、论文形成并驾齐驱的关系。”

  提升古籍整理作品质量，学界有责任，也离不开出版界的努力。

  “古籍整理实践性很强，古籍编辑必须具备文史哲通识。这些年各地古籍出版项目增多，投入虽多了，但编辑人才队伍还没有培养起来，于是一些项目化、工程化出版项目变成‘急就章’，难免出现粗制滥造的现象。”周绚隆说，如今很多专业古籍出版社都出现了编辑队伍青黄不接的情况，“我们要花更多时间培养编辑队伍。”

  “强化古籍人才培训，实施古籍人才培训计划”“健全评价机制，科学评价古籍工作质量，完善古籍工作成果评价办法”“职称评定、评奖推优、科研成果认定、效益评估等政策要向古籍工作人员倾斜，对主要承担古籍工作的国有文化企业加大社会效益考核占比，对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古籍重点项目的业务部门可不考核经济效益”……《意见》字字句句的背后，是人们满满的期待。

  很多“老古籍”对1981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感念不已。《指示》说：“为办好整理古籍这件事，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并编造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41年后，《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出台了，我们的国家更富了、更强了，人们对古籍这件事，也有了更多期待。

  （本报记者 杜羽 陈雪 王美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