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新中国第一代媒体人，退休后又成立了第一个民间妇女研究组织，为了持续帮助妇女，这个热线电话18年不变，王行娟说：有困难请拨打64033383。

　　八十高龄的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王行娟，在通过督导电话监听热线。本报记者胡雪柏摄

　　王行娟：请帮“红枫”走下去

　　王行娟在中国公益界久负盛名，她亲手创建的“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已经服务中国妇女22年之久了。这次见到王行娟却有两个意外：第一个意外是，虽然她已年届八旬，满头华发，但思维清晰敏锐、语言准确精练；第二个意外是，“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居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王行娟说：“我80岁了，没有那么多的力量了，请帮助红枫继续走下去。”

　　离休后关注妇女保护

　　1930年，王行娟出生在一个旧式大家庭。9个兄弟姐妹中，她排行第四。她的母亲是“妾”，在家中地位低下，心情长期抑郁，王行娟小时候母亲经常会拿她当出气筒，动辄对她打骂。1948年，王行娟读完高中后，断然离开了这个封建大家庭，她考入金陵大学，开始了自己生活。解放后，王行娟又进入了《新华日报》，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之一，在之后的近40年她一直在新闻出版行业工作，到1988年从北京出版社离休时，她已经是当时知名的畅销书女作家。离休后的王行娟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创办一个民间妇女研究所。

　　原来上世纪80年代，第二部《婚姻法》公布实施后离婚现象猛增。一些由于丈夫升官发财、移情别恋而被要求离婚的女性，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前组成了“秦香莲上访团”，上书政府要求严惩变心的“陈世美”。与“秦香莲上访团”的接触，王行娟看到了大量无助的女性，也对新时期女性权益保护产生了思考。就在自己离休当年的10月7日，王行娟便在北京成立了民间妇女研究所，这也成为了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的前身。

　　小买卖支撑妇女研究

　　妇女所开办伊始举步维艰，王行娟在北池子小学传达室旁租了一间6平米的小屋，又从旧货市场买来两张桌子、三把椅子，这便成了妇女所的办公室。小屋冬天透风、夏天漏雨，一场大雨过后，屋内进水，凳子全部都漂了起来。就在这样的小屋里，王行娟和几个朋友苦中作乐开始了女性权利保护的研究工作。

　　妇女所除了研究工作，还要想方设法挣钱养活自己。1989年妇女节，北京市妇联在北京展览馆组织了一个展销会。得知消息后，王行娟赶紧去租了一个柜台，又去商店买来一些台布、围裙、毛衣等准备代销挣点差价。半个多月的展销会，王行娟和副所长带着两个临时工每天站柜十多个小时。舍不得花钱雇汽车拉货，王行娟就动员老伴用自行车取货送货，人手不够，她又把正在休假的女儿也拉了进来。就这样起早贪黑了半个月，到清账时王行娟发现只挣了300元钱，连支付临时工工资都不够。

　　后来，妇女所又与中国妇女杂志合办培训班，对女领导在工作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干预，没想到这个培训却得到了当时很多地方政府的欢迎。尽管培训费很低，但毕竟有了一点收入。

　　创办妇女心理咨询热线

　　妇女所成立以后所做的大部分是理论研究，为了让理论落实到实践中，1992年王行娟决定在妇女所开设一条心理咨询热线。当时有人反对说，妇女没有打电话的习惯，这条线肯定热不起来。王行娟也有些担心，但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还是开通并公布了热线。哪知道热线一开通，马上就进入满负荷运转。由于电话不断，妇女所只能不停地增加电话数量。

　　一次，王行娟接到一个结婚两年的女性朋友电话。她跟丈夫都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经过长时间的恋爱才结婚，但婚后生活还是一团糟，两人常为一点儿小事大吵一架。最近亲手带大她的外婆去世了，一想起外婆她就会忍不住痛哭，可是她的丈夫却丝毫不理解，看到她哭就会不耐烦地埋怨说：“谁家没有外婆，谁家外婆没有去世的时候，哪有像你这样没完没了哭的。”

　　听到这位朋友忧伤的讲述，王行娟说：“我理解你，我理解你对外婆有很深的感情。”听到这句话，这位女性一下子哭出声来，断断续续地说：“老师，你真是太好了，我第一次得到了理解，我就希望有人能理解我。”

　　王行娟后来一讲到这个故事就会感慨：仅仅是“我理解你”四个字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妇女热线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能深入女性的心灵，抚慰她们的创伤。

　　从1992年开通至今，妇女热线每年平均来话量逾6000个，至今为止共接线近13万个。

　　“红枫”在误解中诞生

　　今天的“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已广为人知晓，但当初这个从妇女所脱胎而出的“红枫”却诞生在一场误解的阴影中。妇女所在1988年创建时挂靠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下。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致力于妇女问题研究和提供妇女权益保护的中国本土民间组织——妇女研究所一下子被国内外媒体注目。一些国外民间组织乃至于一些国家政府代表团的团长也提出要求来参观访问，这其中就有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

　　这种现象引起了有关部门对妇女所的重视和调查。由于当时国内还没有民间组织的概念，一些人还对妇女所的目的和性质提出质疑。为了避免误会，中国管理科学院干脆与妇女所脱离了关系，这让妇女所失去了事业单位的法人身份。

　　在最艰难的时候，王行娟坚信两点：一是她所做的工作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二是政府终会认识到妇女所的积极作用。为此，王行娟到工商局注册了“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取得了一个企业的合法身份。

　　尽管有很多委屈和担忧，王行娟却一如往常用温和、理解的态度通过热线为妇女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她也不断向相关部门进行解释说明，让政府对民间组织有更充分的了解。直到1998年，“红枫”头上的阴霾终于散去，北京市委领导在会见王行娟时表示，红枫中心所有的工作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北京市委完全支持。

　　“我走了，红枫还能走多久”

　　从1988年创办至今，“红枫”从最初的妇女问题研究到实践服务，先后创立了多个优秀的公益项目：有为知识层的单身男女解决婚姻问题的周末单身俱乐部；有至今享誉国内外的妇女热线；有深入社区进行家族问题干预的“半边天家园”；有服务于单亲家庭的温馨工程；有服务于流动子女的新公民素质教育等等。

　　然而记者近日见到王行娟时，她却坦言，红枫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

　　除了一直困扰她的资金问题外，难以在民政部门为“红枫”注册成合法的民间组织。“作为服务于中国妇女22年的这样一个组织，民政注册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不知道有多远的目标。”她坦言，民政注册除了身份更正规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可以实现政府购买。

　　红枫热线本身也遇到瓶颈，与最红火时电话不断相比，目前的红枫妇女热线每天只有30个左右的电话，这与新的沟通方式不断出现有直接关系。“人是改变困境最重要因素，而像红枫这样的公益组织最匮乏的就是领导型人才。”坐在红枫办公室里，80岁的王行娟显得很焦虑。她已经在去年辞去了红枫的所有职务。她有些无奈地说：“我80岁了，没有那么多的力量了，如果我走了，红枫还能走多久？请大家帮助红枫继续走下去。”

　　本报记者黄英男

（责任编辑：祁建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