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放弃每一个孤魂(组图)

发布时间:2021-12-30 22:32 | 来源:南风窗 2021-02-06 13:27 | 查看:936次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刘肖瑶

发自河南洛阳

一排灰溜溜的青瓦单元楼,一模一样长、宽、高的进楼通道,哪个通往张大勇的家?

拍张照去向大勇求助,在家的他却哭笑不得:自己也认不出来。

大勇在这栋老居民楼里住了24年,最近一次下楼是2020年11月26日,他被救援队的朋友抱着、背着出去,给相依为命的老母亲过80大寿。再之前,大勇估算了一下,10年内自己出房门的次数不超过10次,当然,是横躺着“走”。

大勇只有腰部以上能活动。我走进屋,他仰卧在床上,1米85的身体从床头抵到床尾,笑起来两眼弯弯的,皮肤皱起来,像个年轻的小老头。一开口,言辞清晰流畅。

现在,他偶尔可以支撑下床做饭,20多年前,电视台在床前架着摄像机,记录下他足足耗费40多分钟下床的过程。如今,这个时间已被压缩成10分钟。

1月的洛阳,气温低至零下,老居民区没有暖气,大勇穿了2件棉衣,3条棉裤,身上盖一床厚厚的花棉被,身下这张床在十几年前原是木质的,但由于长期躺卧,汗液把床板沤烂了,后来才从医院里要来一张废置的单人铁床。

一根1米多长、一端带钩的木棍是大勇的“金箍棒”,“延长了我的手”,床板周围纵横几根长线,连着吊灯开关、房门开关,“我把这小块地方活成了一个世界”。

延长了大勇的手的“金箍棒”

延长了大勇的手的“金箍棒”

在这个自足而无限的世界里,大勇先趟过死亡,目击了死亡,然后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触摸与拷问死亡。

01

以死者之名

中国人向来是忌讳死亡的,但同时又对“身后事”给予极高的重视和敬意。

受儒、道文化的影响,东方传统观念里生死乃大,国人重视“落叶归根”“入土为安”,每个亡者都必须有名有实,才能算对生者有了一份沉重而真实的交代。而凭空消失的人,甚至是不被生者认可的。

有的人失踪太久了,亲人会想到死亡,然后将最后一丝希望掷向无名尸。“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人没了,也要没得明明白白,最害怕的是“死无葬身之地”。

在大勇创办的“无名逝者网站”里,安静盛放着全国各地搜集来的无名尸信息,包括逝者性别、大致年龄、体貌特征、衣着打扮、死亡原因、最后出现的时间地点、遗物照片等,附上事发当地警方、派出机构的联系方式。自2012年网站创办至今不断滚动更新,目前已有逾2000多条、100多页信息。

大勇创办的“无名逝者网站”首页

大勇创办的“无名逝者网站”首页

多数无名尸来自城市郊野、河堤滩涂、树林里、大坝上,有的被发现时只剩下一具白骨。

大勇决心要寻遍中国所有无名逝者,帮助他们找回名字与家人,入土为安。

在我国,如今每年有数亿人口流动,但也每天都有人在消失,因疾病、饥饿寒冻、意外等,每天有人在经历失去、离别。

然而,由于社会资源、警力等不均,全国各地始终存在大量无名逝者,无人认领或身份难辨,或因异地丢失而立案困难,一桩桩空头案,一个个无名逝者,不断有生命以匿名的形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媒体和警方刊登的寻人消息,在高速流动的信息社会也仅一闪而过。

大勇曾了解到,郑州某大医院的太平间有20个位置,其中18个都被无名尸占用,只有2个能正常流通。“如果一天死亡3个人,就没地儿放了。”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落叶归根》剧照,讲述一个农民工“千里扛尸”把意外身亡的工友尸体送回家的故事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落叶归根》剧照,讲述一个农民工“千里扛尸”把意外身亡的工友尸体送回家的故事

按照我国现有规定,殡仪馆、医院、公安局的无名尸体,超过一定时间无人认领,就会被安排海葬、树葬。

大勇想,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始终有人在寻找,或许是家人、爱人,甚至是仇人。

于是,他在网站设有留言板,至今仍然每天更新。简短的、详述的寻找失者的呼助,字字浸着希望和绝望,承载着万千个体斑驳的思念和哀悼。有的人失踪了十数年了,还有人在找,有的明知生者已故,却依然坚持要找到尸体、坟墓或骨灰。

无名逝者网站留言板

无名逝者网站留言板

“一个人失踪后,家人找三五个月、半年还找不到,也许会往坏处想。但孩子除外—找孩子的(人),永远不会想到死。”大勇观察到。

他把温家宝的一句话放到了网站上:“在中国,任何大数除以13亿都是小数,任何小事乘以13亿,都是大事。”

“死亡只是逗号,忘记才是句号。”大勇说,就像有人在他的留言板上提到的电影《寻梦环游记》,劫后余生的人,理应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更能理解生命真正的意义与终点。

02

夜空中最亮的星

1964年,大勇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外公、爷爷是洛阳复旦中学的创办人,在当地德才名兼备。大饥荒时,流浪逃亡的人来家里,“没有一个人空着手走的”。

大勇的外婆蔡芸芝,就是不少90后小时候的语文课本里那篇《我的老师》的女主人公,抗美援朝战地记者、作家魏巍的老师。

10岁以前,大勇和外婆在农村生活,夜晚,祖孙俩躺卧在院子里的席子上,外婆给大勇讲天上的故事,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牛郎织女……大勇被遍空繁星吸引。

“怎么会有这么多星星?”他问。

“每个星星都是地上努力的人。”外婆说。

“那我努力学习,是不是也是一颗星星?”

“当然有,你的星星正看着你呢。”

大勇小时候有个小名叫“大姑娘”,人长得高、壮,但“不说话都脸红”。中学时,一次在电影院门口被两个小姑娘认成明星秦汉,大勇不敢搭话,一个人偷偷去看电影海报上的秦汉,“我和他只有一个差别:他有围巾,我没有。”他嘻嘻笑。

12岁这年,外婆去世了,大勇父亲意外受伤住院,家里弟妹还小,他便休了学来洛阳照顾父亲。

一个子弟学校的老师为他争取了一个走读名额,大勇永远记得第一眼走进大城市教室时的惊奇:窗明几净,桌子涂着油漆,一排排光亮的电棒挂在头顶。

大勇小时候的理想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他想成为“每天泡实验室的那种”高校科研者。

一次,母亲带着3岁的弟弟来郑州看爷俩,大勇却在外出时不小心把弟弟丢了,一家人心急如焚,最后在一个国营菜店里找到孩子。

这次失踪经历,让大勇在后来建立寻人网站时,受到了全家的鼎力支持。

23岁那年,大勇在电视节目里看到中央电视台首次引进《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看完后“很不服气”:所谓“世界纪录”,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收录了两个?

“你不收集,我收集。”他想,“Chinese,切尼斯嘛,我要做《切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时逢改革开放热潮,纸媒开始成为我国媒体主力军,大勇是学校的通讯员,一边养病,一边看了成吨报纸。他发现每份报纸都有寻人启事专栏,记载着无数离家出走的孩子、被拐卖的女孩、走失的老人……

他从中感受到一种恐慌:男孩可能被拐去打黑工,女孩可能受到欺凌,甚至丧命。

有一天,新华社报道了美国一个寻人中心网站,大勇眼前一亮:“原来美国人是这么寻人的!”他想,我也要建中国第一家寻人网站。

1990年,电脑还没普及,一台“286电脑”要3万多元,大勇拜托弟弟帮忙去图书馆查资料、去同学家蹭网,去网吧包夜。但洛阳城网吧都跑遍了,也找不到一家提供做网站的软件。

后来,在一个大学老师的爱人帮助下,大勇终于建立起了全国第一个寻人网站。

1960年代,新中国爆发了第一次婴儿潮。温州一带民间流有传说:谁要是生10个孩子,就可以去北京见毛主席。加上江南一带多发水灾,不少人被迫离开家乡,大量流亡的无名氏逃到河南,开始想要寻找自己的根、祖。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寻人者拥入大勇的网站,逐渐组成了中国第一个寻亲团体。一次,电视台来采访,30余人在他的小房间里,挤不下,大家只好跑去河滩。

然而,此时的大勇,已经彻底被一场“不死的癌症”钉在了床上。在从寻找“生者”到寻找“死者”的转变中,他自己也历经了一场由“生”到“死”再到“生”的煎熬跌宕。

03

“大门敞开,我出不去”

“你知道我现在的身份是啥?”大勇苦笑着说:“洛阳一中因病休学学生!”

最早是在10岁时,大勇偶尔感觉膝盖疼痛,村里的中医教他用花生米大的盐坨炒热后热敷,能止疼,但治标不治本。念初中后,腿疼的频率最高、强度愈烈,直到走路都成问题,便到洛阳的医院去检查。那时还没有“强直性脊柱炎”这个名词,大勇被诊断为“风湿关节炎”。

这其实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周杰伦也曾经被此折磨多年,但当年给大勇治疗的医生不会用药,大勇被注入大量激素,每天打针,“屁股比石头还硬”。

那时候,家里的月平均收入约30~40元,大勇住院3个月就花了120元。

又值流行“中西医结合”,大勇便转去看中医,喝下大量添加了石灰的中药,熬出来像泥浆。

药物的误用、滥用,让病情不反重,3次住院,最严重时一天3张病危通知书,连续一个月40多度高烧,“死亡边缘走了无数趟”。

不幸中的万幸是,大勇熬了过来,保住了命,但学上不了了,逐渐地,路也走不了了。

大勇床头堆放的药物

大勇床头堆放的药物

1991年,年仅27岁、全身30多处关节僵硬的大勇,彻底躺在了床上。

瘫痪后的头一个10年,他饱受煎熬,“死不了,活不好”,每天一睁开眼就仿佛在凝视死神,全身撕裂着剧痛。“谁在我身边走,都感觉地动山摇,像龙卷风吹得受不了。”大勇形容自己是“会呼吸的木乃伊”,数年内的唯一活动,是不断用手移动腿下垫的木砖,以防长褥疮死掉。

有时候他真的想到死,但脚不能走去跳楼,手不能伸去拿刀。

好在,寻人的念头还活着,成为支撑生存的一绺理想之火。

大勇在日记本里面写:“人有两根脊柱:一根是骨骼脊柱,一根是精神脊柱。我的骨骼脊柱病了,只要挺起精神脊柱,照样能活成大写的‘人’。”

大勇首创全国寻人网站,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大勇首创全国寻人网站,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1997年冬日的一天,大勇从已成禁锢之地的房间窗台望出去,视线越过阳台,直抵对面废弃的河滩,偶然看到了一群人在围观一具女尸。

原来,前夜河滩上发生了一起奸杀案,尸体穿着的碎花红毛衣被焚烧了一半,裤子也被脱了一半。

巧的是,次日早晨,大勇躺在床上,习惯性地把电视当收音机来听,新闻里播报一个正在寻妻的丈夫,其描述的特征竟与昨天目击的那具女尸一模一样。

大勇十分错愕,忙拜托弟弟打电话联系警方,最终让逝者与家人牵上了线。

这事让他无比感哽:“我人在屋里躺着,竟还可以帮助外面健康的人?”

从此,他把寻人重心倾往了无名死者。

然而,要想通过官方获知死者信息必非易事。一来,殡仪馆出于对逝者的隐私保护,直接去索要信息,总是屡屡被拒;二来,“死”字在中国民间,始终是被避讳的多。

曾有一位某市晚报记者采访大勇,文章写完后却无法发表,因为当时订阅报纸的大多是老人家。“在吃饭的时候看,打开一看,无名尸?”大勇苦笑。

接下来的几年内,互联网以迅猛之势席卷中国,信息时代汹涌来临,各类寻人网站如雨后春笋疯长,而不能走、没有官方支持的大勇,也一度因欠费被关停网站、热线。

但在这期间,有好心商人为大勇装了人工关节,让他得以借助工具下床。大勇也先后获得了12个与残疾人、公益相关奖项。

2011年,他决定用一次公益奖项所获的2万多元奖金,沿着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的路线,卧行至各省会及主要大中城市,从110、医院、民政部门、火葬场等2000个单位,搜集无名尸信息。

2011年张大勇“卧行中国”登上央视新闻

2011年张大勇“卧行中国”登上央视新闻

同年8月,大勇给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想咨询香港在寻找丢失人口、无名尸处理等方面的政策。

令他惊喜的是,一个月后,香港警务处处长给他回了信,向他介绍,每当有人口失踪发生时,警方会在联络搜索的同时,与医院管理局、入境处、社会福利署及惩教署等相关机构联络。

自此,大勇念念不忘至今:如果能借助政府之力,把完善数据库与寻人信息两端对接,该多好啊。

04

生之界限

离开洛阳前一夜,我去向大勇道别,提了一箱牛奶作新年礼物,想不出还有什么食物既适合80岁的老娘,又适合只能躺着进食的大勇。

大勇还是那样,仄歪着头和身子,脸上的笑容流出来,洒满一个屋子。

他同我讲起2020年的最后一天,一个中年女人找到他,想寻找21年前离家出走的男友。

当年,这对年轻的恋人因家庭阻挠未婚,偷偷生下一个孩子后,男方却不幸罹患白血病,为了不给女友带来麻烦,便留书让女方把孩子送人再嫁,然后辞别至今杳无音信,离开时的身体状况最多活两三个月。

虽然女子知道“人肯定不在了”,但看到大勇的网站,忽然又想起20年前的爱人,生出一丝微弱的希望,不管是尸体、坟墓,还是仅一个数据,“她想要一个答案”。

前两天,女子给大勇发了条信息,说在梦里见到了大勇。“您到我家里帮我排兵布阵地找人,我惊奇地问,哥您不是不能行走吗?您笑着说,我好了,可以自由活动了。”

房间一直是大勇的禁锢,可也一直是他的全世界。

环视大勇逼仄昏暗的家里,到处堆积着来访者送的礼物,有不凋的胶花、放久色沉的水果、写满赞词的字画;附近一带快递员都认识这户门,大勇的快递,他们必定爬楼送到家门口;日前,30多名工程师找到大勇,想志愿帮他更新和维护网站……

大勇家里,来访者送来的花和字画

大勇家里,来访者送来的花和字画

这些善意与恩谢里藏着大勇多年年来历见的生与死。醉后不幸坠河的人,病死的弃婴,九十年代在南方工地上意外死亡的无名老乡,没有亲人的流浪汉……他想,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对死者的重视,只会有越来越多生者活在痛苦中。

几十年内,大勇自己的生命与生活,也在时代洪流中经历着巨变。

就在“卧行”开始前的那个夏天,弟弟忽然病逝了;这些年来,不少亲人也纷纷在外地定居,淡了联系;唯一陪伴自己的老娘曾经历了严重的颈椎病复发,十几天无法动弹……

大勇娘从门背后取出一本小心保存着的还未拆封的书递给我,那是大勇用“一指禅”写完的《俺娘》,3年前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里面记载着这样一个段落:几十年前,一次外地发水灾,无数难民拥入洛阳,大勇娘把稠饭留给乞讨者,自己忍饥挨饿,她告诉大勇:“饥饿就像自己的影子一样,天天陪着,逃不掉。”

大勇用一根手指写完的《俺娘》

大勇用一根手指写完的《俺娘》

终身卧床的命运,大勇也逃不掉了。但他已经不觉得这是生之煎熬。“即便如我在家庭监狱服刑30年,活着就有希望。”他笑着,一边继续同我讲述着他自己的事,生者的事,死者的事,目光依然熠熠闪烁,脸庞在暖黄色灯光下微微泛红。

我忽然想起茨威格的一句话:“有先于死亡的死,也有超出一个人生活界限的生。我们和虚无的真正分办界线,不是死亡,而是活动的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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