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倩、吉哲鹏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副科长杨竹芳在２１年的工作生涯中，克己奉公、兢兢业业，共承办审查逮捕案件１８００多件，没有一件超时限，没有一件错案，实现了办案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面对恐吓，她毫不畏惧，通过提前介入引导公安调查取证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面对日趋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她用一个母亲的大爱去挽救一个个失足的少年；面对接二连三突的意外，她挺直腰板，以坚强的意志熬过难关。她的铁骨柔情感动了所有认识她的人，如今，同事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卷宗堆里的检察官”；犯罪少年也都亲切地称她为“检察官妈妈”。

　　日前，记者走入她的工作岗位、家中，与她进行了面对面地交谈，深刻体味了这位普通女检察官不平凡的人生。

杨竹芳（右一）与同事亲切交谈。记者 顾彬 摄

正在办公的杨竹芳 实习生 翟剑 摄

　　记者：在你所办理的案件中，哪些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杨竹芳：长年以来，西山检察院都是“人少案多”。２００４年９月１日昆明市实行的新区划调整使我院受理案件急剧增加，最多那年，每名检察官人均年办案数达到１９０件，而我则达到了２４８件，相当于平均１．２个工作日就要办结１件案子。

　　因为办理每件案件要从公安机关移送批捕起，承办人必须经过阅卷、制作讯问提纲、讯问犯罪嫌疑人、制作审查批捕意见书、案件讨论程序，在３－７天内作出是否批捕的决定，每个案件的时限紧，工作要求也很高。

　　这些年办的案子大多数我都记得。像孔某某等２８人涉黑团伙案，这个案件是公安部和云南省检察院督办的案件。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７月间，以犯罪嫌疑人孔某某、曾某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纠集了许某某等２０多人组成犯罪集团，组织严密、成员固定，分工精细，私藏枪支、管制刀具，在昆明市四区范围内进行杀人、抢劫、绑架、伤害、敲诈勒索、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

　　这个案件卷宗多达１３册，案情非常复杂，人员众多，并且犯罪嫌疑人关押在不同的看守所，审查时间紧迫。案件移送审查批捕后，我和科里的同事们迅速成立了专案小组，当晚，我们一起挑灯夜战，分配落实阅卷计划、研究制定提讯策略……

　　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分头去各个看守所。我带领的小组主要负责提讯孔某某、曾某某、曾某等主犯。这几个人非常老辣、狡猾，我们和他们斗智斗勇，认真梳理各种犯罪事实，最终让他们哑口无言。

　　有一年，我办理了一起性质恶劣的刑事案件。寡妇杨某带着两个女儿改嫁给了杨某某，却经常遭其打骂。后来，杨某某竟将杨某年仅１２岁的女儿强奸，将怒骂其禽兽不如的妻子打成轻伤。公安机关将案件作为一般轻伤害案件提请审查批捕，我从中发现了端倪，要求公安机关补充杨某某强奸犯罪的证据。曾被判过刑的杨某某得知后口出狂言，威胁要找证人算账，还要杀被害人灭口，一定要让我“好看！”。虽然他气焰嚣张，但想起遭此厄运的小女孩，我没有退缩，而是依法引导公安人员收集证据，将杨某某以涉嫌强奸罪批捕，最后他被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４年。

　　我还记得今年１月，犯罪嫌疑人丁某某从宁夏带了５０７０克麻黄碱到昆明时被缉毒民警抓获。这个案子人证物证确凿，定性批捕似乎理所当然。但进一步分析，我发现麻黄碱只能认定为制毒物品，涉及麻黄碱的罪名只有刑法第３５０条规定的“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而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只能认定为一个单纯的运输行为，因此，此案不是运输毒品罪，应属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情况，不能批准逮捕。但是，麻黄碱是生产冰毒的主要原料，运输５公斤麻黄碱而不受法律约束，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如果让更多的麻黄碱随意流入社会，将造成很大危险，后来我专门针对这个漏洞提出了完善立法的建议。

　　记者手记：若是穿着便装，杨竹芳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和挎着菜篮逛市场的家庭主妇并无两样。然而只要一谈起案子，她就变得神采奕奕，总有说不完的话，每个案件的侦查批捕细节已经牢牢地印刻在她的心中。看得出来，她对这份工作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而且决心要奉献一生。

　　记者：１８００多件案子无一件错案、超时限、违法违纪、被举报投诉，这是怎么做到的？

　　杨竹芳：这是我们每一个检察官需要努力的方向，也是难以把握的。在整个工作中，批准逮捕是严厉的强制措施，错捕或批捕质量不高，都将侵犯公民的权益，损害法律的尊严，必须严格把关，决不能在我们侦查监督环节发生错案、冤案。

　　从我自己来说，首先要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成为本岗位的行家里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担当起保护人民，打击犯罪的重任。

　　我记得，２００３年大年三十，我接手办理一起２９人色情抢劫杀人案。案情复杂，涉案犯罪嫌疑人多。为了抓紧时间，大年初三一大早，我和同事赶到看守所提讯。那天非常冷，从早上八点半到晚上七点，我们连续提讯了１０多个小时，饿了啃面包，渴了喝凉水。问到最后，一直握着笔的手指已蜷曲着无法伸直，大脑也冻木了似的。在返回检察院的路上，我和同事一边搓着手，一边听着车窗外的爆竹声，互相说着：“过年好，过年好！”同事安慰我说，“比起那些闲赋在家的春节，这个春节一辈子都不会忘”。多好的同事，正是这种精神让我找到了奉献的支点、工作的乐趣。

　　还有是要不间断的加强学习。我毕业于云南政法专科学校，在实际工作中所要运用到知识远远超出学校所学，因此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中央党校法律本科班的学习，取得法律专业本科学历。同时，我还结合承办的每一件案件，在实践中钻研法学理论，在钻研中提高业务能力。在平时的工作中，我会特别关注学习新出台的司法解释，每次刑法修正案一出台，就要进行学习，理解法条精神和修改背景。只有这样，才能熟悉法律、精通业务，对于疑难复杂案件也能找到切入点。再加上多年来办理了大量的刑事案件，也积累了很多经验。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不能偷懒，办案要细心。每件案子要亲自审阅案卷，亲自审核证据，亲自到看守所提讯，不放过一个疑点，不留半点瑕疵。凡遇重大案件都要亲临现场指导侦查取证，只要发现疑点就要深挖，不能有一丝的懒惰，力争把案件办成“铁案”。

　　另外就是要多思考。像今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外的政治、治安形势复杂，我和同事们认真思考、深入调研后觉得可试行刑事发案分析预警机制。我们对２００９年刑事案件的受理、办理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深入研究了近年来刑事案件的发案原因、规律，结合新时期的特点，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防范对策。到目前为止，共发表刑事发案分析两期。这些对工作都是有帮助的。

　　记者手记：２１年如一日坚守一线毫无怨言，力求将每个案件都办成“铁案”，杨竹芳的认真、执着和坚持让她实现了对这份神圣工作的诺言，对她来说，这只不过是履行了自己应尽的工作职责。

　　记者：听说你特别关心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是怎么考虑的？

　　杨竹芳：这些年来，我在工作中遇到的未成年犯罪势头不断上升，犯罪的年龄越来越小，手段越来越残忍，后果越来越严重。我办理过的几起案件，犯罪嫌疑人杀害了亲人后麻木不仁，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有时真气得想打他们的屁股，可他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难道全是他们错吗？这是需要全社会一起来反省的。

　　我记得２００４年，西山区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案件：１７岁的徐某用哑铃把母亲和外婆打死在床上，并用被子捂起来陈尸一个月。只因为母亲督促他静心复习迎接高考，劝阻无效后撕毁了他辛苦创作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而外婆又把那些撕碎的文稿当成废纸卖了。直到被捕，徐某也毫无悔意。

　　这个案子让我夜不能寐。为了深入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和预防该类犯罪，我和云南大学法学院“青少年法律诊所”的教师，将徐某列为帮教对象，探索他从一名好学生到罪犯的心理变化。一开始提讯他时，我看见徐某在看守所墙上题的诗，狂放且又冷漠、残忍和无知，我克制住内心的气愤，耐心细致地对徐某进行帮教。针对他爱看书、写作的特点，我们将《今日说法》、《感悟》、《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书籍送入看守所，希望他积极改过，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洗刷罪过。经过长期的帮教，今年１月份，当我赶到他服刑的监狱再次看望他，将他喜欢的书送给他时，一贯自负的徐某终于说出了“谢谢”，并表示将来要好好做人，做个真正的人！

　　１７岁的姜某是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在校学生。因为家里非常困难，有一次配合其他人偷了一辆价值１９８０元的电动车去卖，不一会儿他就被警方抓获了。我接手这个案件后，通过走访了解到姜某是靠家人和亲戚借了６０００元钱才得以进入大学校门的，此前没有劣迹。如果批捕，可能就毁了他的人生和家庭。后来我们对姜某取保候审，还到学校做工作，让他可以继续上学。姜某感动不已，表示“一定好好学习，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后来几次回访，姜某的同学、老师都给了他较好的评价。

　　这些年来，我们帮助了很多失足少年，他们都亲切地叫我“检察官妈妈”，我喜欢这个称谓，它让我感到自己有无尽的真情，无穷的力量！但从另外的角度说，我更希望他们能吸取教训，能重新好好生活。

　　记者手记：杨竹芳谈到未成年人犯罪时总会流露出无比痛心的表情。不仅要惩治犯罪分子，还要建构完善的预防犯罪体系和良好的社会生存环境，让孩子们远离罪恶，健康成长，这是她最希望看到的情景，也是她多年来为之努力的目标之一。

　　记者：工作那么忙，是否会忽略家庭？丈夫和孩子怎么看待你对工作的热忱，会因此造成家庭矛盾吗？

　　杨竹芳：说实话，自古忠孝两难全。有时，我不得不舍弃一些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应该享有的家庭乐趣，不得不放弃一些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

　　我愧对儿子，像所有父母一样，我望子成龙，对他要求特别严格。初中他就读一所重点学校，晚上回家没做作业却在电脑前睡觉，我大发雷霆。他说，从家到学校仅转车要４个小时，每天累得不行，只想多睡一会儿。我听了很难过，儿子每天６点就必须起床，在公交车上吃点糕点，晚上８点左右才能回到家中。有时我和丈夫忙工作不在家，他连口热饭都吃不上。我左思右想还是把他转到一所离家近的普通中学上学，孩子毕业后没能如愿考上重点高中，在一所中专就读，我感到有些遗憾，这与我平日对他疏于照顾、教育方法单一有关。

　　其实我儿子从小就很懂事，他小学一年级就会煮面条，很多时候要自己照顾自己。后来我决定要改变教育方法，通过努力，现在儿子把她我成朋友，一起上网，讨论一些娱乐的话题和未来的设想。他还帮我洗袜子，１．７８米的个子，逛街时还会搂着我的肩膀，有时路过菜市场还会买菜回来呢。

　　我的丈夫段建民也是一样，这么多年都默默地支持着我的工作，家里很多时候要靠他支撑。去年４月５日，他不幸摔断了４根肋骨，住院近两月；５月３０日又遭遇车祸，两脚骨折，身体多处受伤，医生一天内发了两次病危通知单。那天我害怕得全身发抖，哭得很厉害，擦眼泪用了整整一卷卫生纸。我那天真的快崩溃了，这才知道丈夫为支持我的工作付出了多少。

　　丈夫度过了危险期，可医生说，完全恢复要３年－５年。刚开始，丈夫生活不能自理，我晚上得在医院守着他，白天将他托付给家人照顾，自己坚持照常上班。丈夫出院后在家休养，需要人翻身、洗脸、做饭。我每天６点起床，服侍丈夫大小便、洗漱，用全力将丈夫从床上抱到轮椅上，再从轮椅上抱到客厅的大沙发上，打开电视，倒好开水，等他吃完早点后才匆匆上班。有时中午突然有事，来不及回家，找不到人帮忙，丈夫就只能把放在沙发旁的饼干和茶水当做午饭。

　　有一次，由于丈夫伤情恢复缓慢，他的情绪十分悲观和暴躁，我一回家就朝我发脾气，对我横加指责。工作许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感到如此沮丧，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相濡以沫的丈夫毕竟是理解我的，他又赶紧安慰我。从此以后，他为了减少大小便的次数，忍着少吃少喝。而当我回到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他处理尿壶和便盆。每天晚上不管多苦多累，我都会坚持为丈夫按摩伤腿，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把工作中的不愉快一股脑儿地倒给丈夫，丈夫就会用我常说的话鼓励我。这样坚持了９个月，他的右脚终于可以着地了。

　　记者手记：２００３年，杨竹芳办理完案件返回单位时发生车祸，经诊断为脑震荡、全身软组织挫伤。因想着３个没办结的案子，她只在医院呆了３天就悄悄出院。那次车祸给她留下的毛病就是头疼，每次疼得受不了，她就吃克感敏和去痛片；后来患上胆结石又切除了胆囊。可是她从来没有把身体不舒服当作推卸工作和家庭责任的理由，或许她会有遗憾，但她应该不会后悔，因为对待工作和家庭，她尽力了。

　　记者：现在你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人物了，以后有什么打算？

　　杨竹芳：我很激动，也很感动，我只是一个基层院的普通检察官，只是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做了应当做的事，而党和组织却给了我这么多的殊荣。这些荣誉的获得，既是对我从事侦查监督工作的一种肯定和鞭策，也是对全体坚定走在中国法治道路上、前路艰辛但无怨付出的检察官和民警们的肯定和赞扬。我会好好珍惜。可我又感到有些惭愧，我们这个工作，很多时候要靠集体的力量，是家人的理解、领导和同事的支持，群众的信任，所以这些荣誉的获得，真的要感谢所有为此付出的人。

　　我记得，丈夫出事的时候，我每天忙得快要发疯了，我们的领导很快就到医院里来看我丈夫，对我进行了安慰，帮我协调解决了医药费。每天都有同事来医院看望我们，从心理和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还有那次我出车祸，全身痛得要命，非常难受，我们院领导和很多同事也是第一时间赶来，鼓励我要坚持，让我好好休息，不要担心工作。作为一个平凡的人，我真的已经很幸福了，有理解支持我的丈夫，懂事的儿子；我又是很快乐的，有关心帮助我的领导和同事，他们让我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让我感受到了生活对我的馈赠太多太多。

　　这种幸福总是会转化为动力，促使我更努力地工作，更认真地办好每个案子。记得有一次，３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来我们检察院申诉，点名要我接待，他们一见到我就说：“我们就是冲着你来的，我们在电视人见过你，你会为我们百姓讲话，为我们办事，我们相信你。”那一刻，我深切感受到了老百姓对我们的期盼有多重。面对他们的重托，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威胁，我们都不能胆怯和退缩！

　　现在的我还是那个平凡的我，仍然在这个平凡而又神圣的岗位上默默忙碌，而且必将在这个岗位上一直战斗下去！

　　记者手记：这就是杨竹芳，普通而不平凡的女检察官，她谦虚谨慎、不矫揉造作，她雷厉风行、快人快语，她懂得感恩、珍惜生命，因为她心中有情，心里有爱，她就是人民心目中需要的检察官。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