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幸福地活着，有意义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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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邮电新村小区，居住的大多是安徽省邮电管理系统离退休的老人。过去的20年间，这个有着750户、2000余人的小区，已经有41人进行了遗体捐献登记，其中有4人完成了捐献。

　　“你心好狠，连老伴儿都捐掉了”

　　邮电新村小区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回忆起各自签署协议的经历，都有共同的感慨：“我们自己心里的坎儿好过，但年轻人那关难过啊，子女的主，我们可做不了。”

　　“你心好狠，连老伴儿都捐掉了！”有段时间，朱秀芳没少被“戳脊梁骨”，今年76岁的她回忆起十几年前的经历，依然止不住流泪。

　　2007年，朱秀芳老伴陈清秀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症）。面对老伴表现出的记忆力衰退、情绪焦躁不安，以及生活无法自理，朱秀芳束手无策。

　　在医院里，朱秀芳偶然听到两个临床实习生的对话，“今天的遗体解剖课你怎么没去？” “这个课太抢手了，供解剖的遗体少，报名的人太多了，我没排上队。”

　　意识清醒时，曾经是高级工程师的陈清秀也表达了死后要捐遗体的想法。朱秀芳和躺在病床上的老伴相约：“不用怕，我也和你一起捐！”

　　两个女儿无法理解。有几天，朱秀芳干脆躲开子女们，把自己关进厨房，假装听不见她们的哭声和哀求声。

　　“妈妈，求求你，能不能只捐爸的眼角膜？”女儿作出了让步。但朱秀芳的态度很坚定，“不行，必须全部捐掉！”朱秀芳知道得了老年痴呆症有多痛苦，她希望可以帮助医学研究攻克难关。最终，女儿们都在家属同意栏上签了字。

　　朱秀芳回忆，那些年，很多人忌讳这个话题，认为死后要保留完整的身体，并没有人对此进行宣传，大家害怕遭到“非议”。

　　2013年，陈清秀在睡梦中离开了，女儿和女婿找到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捐献中心，女儿们完成了父亲的遗愿。2014年，陈清秀的名字被刻在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园专为遗体捐献者竖立的纪念碑上。朱秀芳的名字就刻在老伴儿名字旁边，死亡日期处为空白。

　　1990年就从事相关工作的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安徽医科大学接受站副站长（以下简称“安医大接受站”）付杰介绍，遗体捐献可供医学教学科研和病理解剖，为临床治疗、预防提供基础数据；将可用的器官捐献出来，可以救助因为器官衰竭而在黑暗中等待的人。“过去，由于社会观念陈旧和宣传不普及等问题，很多志愿者不敢说、也说不清自己签遗体捐献协议的事。”

　　邮电新村的遗体捐献第一人是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原局长吴朗。2002年，吴朗离世，遗体捐献给安医大接受站。送别了老伴儿，吴朗的夫人马毅兴找到曾替吴朗办手续的周凤翼，表示要捐献遗体。2006年，包括马毅兴、周凤翼、吴荣坤在内，小区5人办理了捐献登记。怕邻里忌讳，谁也没对外声张。

　　吴荣坤的老伴汪桂兰，一开始也犹豫过，但两年后，她也办理了捐献登记。汪桂兰登记后不久，她的同学孔令黄听说了，也过来了解情况，并和老伴儿一起登了记。

　　“让年轻人明白这是伟大而平凡的事”

　　有一天，朱秀芳戴着口罩去菜市场买菜，有人拉住她问：“我看您眼熟，你是不是上过电视新闻？你们捐遗体，政府给你们多少钱，有什么好处？”

　　在朱秀芳看来，要想破解这个问题，只有自己带头去做，做的人多了，就能影响更多的人。

　　“做这个决定的初衷，一方面是受小区老一辈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想减轻子女为她操办身后事的负担。”今年7月1日， 小区居民、67岁的叶伟真签了遗体（角膜）捐献志愿协议，叶伟真想着，这也算是自己给建党百年献上一个小小的礼物。

　　当儿子知道叶伟真要捐献遗体时，她已经把所有字都签完了。得知母亲以后连骨灰都不留下时，一向沉默少言的儿子说：“妈，在你的骨灰被撒掉之前，我得去抓一把，装起来，留着。”

　　叶伟真在家填表时，恰好被正在上二年级的孙女看见了。孙女疑惑地问：“奶奶，你为什么要把眼睛给人家？那你不就瞎了吗？”

　　“奶奶走了以后，医生会把我的眼睛给别的小朋友。一双眼睛能救好几个人呢，你想想，在黑暗中看不见的宝宝们，或是因病上不了学的孩子们，他们多可怜。”叶伟真向孙女解释。

　　这些年来，叶伟真一直想给后代做正能量的榜样，她觉得，志愿捐献遗体就是最好的言传身教。

　　叶伟真的母亲朱秀英看到电视新闻后，心里打鼓：“人没去世就要捐了？我平时连打针都害怕呀。”叶伟真赶忙和她解释：捐献是人走后才进行的程序。朱秀英这才安心，也决定捐献遗体。

　　在叶伟真看来，遗体捐献者是平凡且伟大的。“其平凡在于，捐献者是普通的百姓，做的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伟大在于，大家是在为人类的医学事业进步作贡献。”

　　为发动更多的人加入捐献行列，安徽省红十字会启动遗体捐献宣传走进社区活动，在邮电新村成立爱心社，很多老人成了宣传志愿者。

　　82岁的爱心社带头人吴荣坤时常带着一个宝贝布袋，里面装着邮电新村遗捐志愿者成员资料。41位志愿者的名单占满了两页纸，有4位后面备注“已于某年某月某日去世实现遗捐承诺”。

　　“登记填表需要2张照片，我让他们提供3张。”吴荣坤说，自己也80多岁了，登记的人多了，不一定都能记住面孔，自己留一张照片，能一一对得上，方便联络。目前，吴荣坤已经协助了12位志愿者办理登记手续。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受到影响，认可、理解遗体捐献这件事。

　　2016年5月13日，吴荣坤突然接到志愿捐献者毛庆祥的儿子的电话，说他父亲快不行了。吴荣坤赶来送老友最后一程。他当场含泪拨打了安医大接受站的电话，因为他知道“眼角膜不能等太久，要在几个小时内取出”。

　　现在，41名登记的志愿者中，有9对夫妻，其他人有的是同学，有的是同事、朋友，有的是兄弟。其中年龄最大的周凤翼92岁，最小的张峰50岁。张峰的哥哥张彪于2013年登记。两年后，张峰完成登记。吴荣坤曾建议，这么年轻，要不要等几年？兄弟二人都表示，“不用等，就现在！”

　　“让捐献者活得更有尊严”

　　安徽遗体捐献工作始于上世纪60年代，但是此后的40余年间，安徽省红十字会只收到7例捐献。

　　“如今，人体器官和遗体供需矛盾依然严峻。现在国家的捐献率是百万分之三，理想的数字应该是千分之一。”付杰分析。目前，安徽全省办理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在1万例以上，1200例捐献完成。安徽的医学院校每年共需要150-180具遗体，但安徽平均每年只完成捐献100例左右。

　　“十几年来，通过政府努力、法律法规完善、媒体报道，现在，老人们可以自豪地说，我是遗体捐献志愿者（家属）！”付杰也呼吁，期待看到更多街道、社区支持这项工作，这是一项精神文明建设事业。

　　安徽省红十字爱心社志愿者服务队也进社区开展义诊活动，把捐献志愿者的故事编排成小品、话剧。“每一次宣传活动都能带动一次捐献小高潮。”吴荣坤说。

　　除此之外，志愿者的身体健康也需要关注。付杰介绍，“我们一直强调，要让志愿者生活得有质量，不是填完表就‘等死’。之所以成立志愿者服务爱心社，就是让志愿者们有好的身体和精神生活，发挥正能量，宣传爱心事业。”此外，从志愿者登记到捐献到火化再到安葬的各流程，相关部门和机构都应做到严格化、规范化、人性化服务，做好协调、沟通，不能造成家属、亲友之间的矛盾。

　　吴荣坤发现，小区的这些老人们在一起聊天时，不忌讳谈起生死，以及遗体的用途。接下来，他们考虑的是集中居住、抱团养老问题。“大家所理解的人生，就是幸福地活着，有意义地离去。再说了，我们虽然走了，但我们捐出的遗体（器官），总会用到有需要的人的身上，他们会替我们生活下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磊 实习生 韦慧敏 栗伊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