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国（中）与郑赤鹰（左）与四川大凉山的村民交谈。

季栋梁（左一）在宁夏西吉县采访当地养殖状况。

唐湘岳（右二）、龚颖（右一）在湖南炎陵县釆访黄诗燕的家人。

纪红建（左一）在湖南十八洞村村民家采访。

尚杰、陈鹏、刘江伟在青海囊谦县邦达寄宿制小学采访。

刘莹在采访途中，路过贵州第二高峰平箐梁子。

鸟瞰湖南湘西十八洞村

全部内容，扫码可读。

　　【决战贫困·中国扶贫十二章⑫】  

编者按

　　本版自2020年1月起，开设《决战贫困·中国扶贫十二章》栏目并连续刊发了12篇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或以与历史同行的气魄，从外向内深度剖析中国脱贫攻坚进程，或以剖开时代横断面的细致观察，聚焦一个个独特地域、鲜活个体，将脱贫攻坚进程中人们拼搏的汗水、付出的艰辛、丰收的笑颜，录于纸端。作家们深入扶贫一线，描绘了一个个真实、立体、深情的“中国故事”，用文学见证脱贫攻坚壮阔历程中，中国人民的奋斗史、精神史。

　　决战脱贫攻坚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本栏目即将收官之际，特约曾参与撰稿的作家们分享他们的创作故事，一起重温那些时刻，那些人物，那些精神。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史诗，仍在继续。

纪红建 我曾去过200多个贫困村庄

　　2014年年底到2017年5月，为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我曾深入中国脱贫攻坚重点乡村走访，见证了党员干部、群众的复杂与艰辛、矛盾与纠结、泪水与汗水，深切地感知着中国人的勤劳勇敢与善良质朴，中华民族实现小康的历史大潮与老百姓的炽热情愫。随着2020年的脚步越来越近，摆脱贫困的人越来越多，中国的乡村变化也越来越大，我内心有种强烈的愿意，再次走进乡村去见证和记录他们的巨变。2019年年底2020年年初，我再次深入脱贫攻坚重点乡村或回访曾经走访过的乡村，如湖南湘西的十八洞村、甘肃渭源的元古堆村、贵州江口的净河村、四川凉山州的三河村等，被向丽、洛古有格、曾玉成等人的故事深深感动，不仅依然感受到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炽热情愫，更深刻感受到中国乡村历史性的巨变。各具特色的房屋，完善的基础设施，蓬勃发展的产业……最令人惊喜的是，村民们自信的眼神，欢快的笑声，坚定的脚步，让我充分感受到从外在到内里，从物质到精神的变化，让我看到了中国乡村希望的曙光。千万个向丽、洛古有格、曾玉成，便可会集成巨大的改变贫困、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描画中国乡村的诗意春天！于是《曙光》应运而生。

　　（《曙光》载2020年1月17日14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唐湘岳 龚颖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我听见了黄诗燕的名字

　　细雨纷纷，今年的清明节仿佛与往年别无二致，只不过，这个时节，让记者不禁想起一位特殊的“采访对象”——黄诗燕。

　　2019年11月29日，湖南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带病主持召开扶贫调度会后，突发心脏病，不幸殉职。作为闻讯第一批赶到事发地的媒体人，15天的采访中，我们听了80多个关于他的故事。记者忍不住和采访对象一同抹眼泪，黄诗燕的形象仿佛浮现在眼前。

　　黄诗燕就站在县红军标语博物馆里，寻找着脱贫攻坚伟大战役的初心和源头——“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饭吃衣穿屋住的党”，这位“义务讲解员”一遍遍向大家讲解着这条红军标语蕴含的深意。常常一轮讲解下来，数个小时，汗透衣背，仍不觉累。然而就是在这雷霆万钧的红色力量指引下，黄诗燕扎根第一线，勇挑重担，为脱贫攻坚事业鞠躬尽瘁，带领炎陵县成为湖南省第一批“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无数党员前仆后继才换来今日国之昌盛。新时代战场虽无硝烟，然“但见人民大胜利，牺牲小我又何妨”的精神未曾改变。

　　（《红土地上的“脱贫书记”——追记湖南省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载2020年2月28日14版。唐湘岳系本报高级记者；龚颖系人才就业社保信息报社记者）

高凯 关于扶贫的思考可能才刚刚开始

　　《合作社里的硬汉子》是我当时正在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拔河兮》的一个章节，该书后来出版后，进入《中华读书报》“2021开年值得关注的文学和少儿图书40种”榜单。《拔河兮》反映的是甘肃省临潭县扶贫的方方面面，其合作社扶贫模式在甘肃很有代表性。脱贫攻坚战虽已完美收官，但扶贫永远不会结束，而关于扶贫的思考可能才刚刚开始。临潭县合作社里的那些硬汉子给我的启发是：其一，扶贫体现了国家情怀，脱贫者从此会记得，在自己贫困的时候得到过国家切实的帮助；其二，许多人靠协作集体摆脱了致命性的贫困，生活开始迈上小康；其三，文化深度参与了一次国家民生行动，助力扶贫检验了文化自身的能力和良知。

　　（《合作社里的硬汉子》载2020年3月27日14版。作者系甘肃省文学院院长、甘肃省作协副主席）

潘小平 我们的文字，应该有回应这个时代的意志和能力

　　面对这一题材，我主要解决的是理性问题。中国文学的传统，是家国之思，心忧天下，不太重视个体生命和情感的表达，新时期文学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同时又出现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对社会、对现实、对世道人心的隔膜，过分关注小情感、小境界、小视野、小格局。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剧变期，国家的前途与个人的命运，从未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的文字，应该有回应这个时代的意志和能力。“小叙事”如何面对大时代？这是一大考验。我希望在与世界分享中国故事的时候，站位能够高一点，视野能够开阔一点，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人一物，同时避免主题写作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避免成为政策的图解。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广阔的、深远的、民族历史的、文化地理的大背景，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社会发展的层面上，描写和讲述脱贫攻坚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

　　（《岭上开遍映山红——安徽省金寨县健康扶贫散记》载2020年4月24日14版。作者系安徽省作协原副主席、秘书长）

毛玉山 除了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世上谁能做得到？

　　在写完《梦圆柯坪》之后，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柯坪人为了追求幸福生活，几代人生生不息、奋斗拼搏，他们虽做出了超常的努力和付出，却一直没能改变他们贫困的命运。

　　在这样一个仅有5万多人的贫困小县里，国家不计成本地投入了几十亿元，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可达5万余元；“水库梦”“甜水梦”“脱贫梦”，柯坪几代人的百年梦想竟在几年间全部实现，全面、彻底地解决了这里的贫困问题，让农牧民们都过上好日子。不仅如此，全国832个贫困县的近1亿贫困人口，在2020年全部脱贫。这是多么伟大的创举？除了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世界上还有谁会这么做？谁能做得到？

　　以这样的决心和意志，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我们还会远吗？这就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

　　（《梦圆柯坪》载2020年5月26日16版。作者系新疆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刘裕国 郑赤鹰 我们在大凉山蹲了半年多，面对面地采访了100多位干部群众

　　2019年2月至7月，为全面了解并反映大凉山脱贫攻坚的情况，我们在大凉山蹲了半年多，先后到了11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几十个极度贫困村，面对面地采访了100多位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干部群众。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握笔的手忍不住地颤抖，哽咽着无法发问，泪水打湿采访本。报告文学《大凉山：云端上走出幸福路》就是这段心路历程的成果。留给我们的，则是心灵的永久震撼，灵魂的反复洗礼，以及对我们人生观的一次次拷问。

　　在大凉山，最让我们震撼的是数十万彝族群众的大迁徙。历史上，彝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因为贫穷，因为战乱，不得不无休止地向边远贫困山区迁徙。在当今脱贫攻坚大决战中，我们党和政府通过实施彝家新寨建设、通过易地搬迁集中安置，让数十万彝族群众走出“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的苦寒山区，来到低山区，来到平坝，住进生活配套设施齐全、安全舒适的崭新住房。这在几千年彝族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历史学家曾经用一步跨千年，形容大凉山的民主改革，而我们眼前的这个大迁徙，何尝不是数百万彝族群众走向现代文明的开始呢？

　　为了真实地反映这个过程，我们攀上那些极度贫困村原址，又来到这些贫困村搬迁后的新村，对比非常鲜明，印象非常强烈。这些极度贫困村大都在海拔2500米以上，终年寒冷，气候异常。经常有这种情况：我们走进老乡家时晴空万里，出来的时候竟然是满天雪花飞舞。那些日子里，我们住过海拔2000多米的村委会活动室，入夜寒气逼人，冻得手脚麻木；我们也鼓起勇气，爬上悬崖村的钢梯，感受到天梯上的眩晕；我们也骑过马，坐过船，这些感受终生难忘。

　　（《大凉山：云端上走出幸福路》载2020年6月19日14版。刘裕国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郑赤鹰系原成都军区空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

关仁山 “摘帽”的那一刻，有人笑了，有人哭了

　　2019年冬天，我从雄安到阜平，到骆驼湾、顾家台和胭脂洞等村进行采访，总体了解了阜平扶贫历程。我想：不能仅仅从骆驼湾、顾家台落笔，全县的故事都要吸收进来，除了史料价值，还要有感染力，把握住一个情字，大情和大爱。

　　疫情期间，我试着用电话采访，因为听不懂当地老百姓的口音，只能暂时停笔。到了2020年3月初，我从北京再次去了阜平。在走访期间，我每天都被当地百姓的故事感动着。这里的人民纯朴、勤劳，默默地干，拼命地干。阜平宣布脱贫“摘帽”的那一刻，有人笑了，有人哭了。脱贫攻坚的故事，其艰难，其荣耀，足以载入人类发展史册。

　　过去对乡村题材的书写，我们基本保持的是恋旧的乡愁情调，对贫困的根源没有深入反思。这次视角变了，干部和群众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敢于奉献、敢于担当，这样的叙述本身就是新意。

　　在创作中我一直在思考，脱贫攻坚真正应该留下的是什么？是精神！精神扶贫比物质扶贫更重要。我们欣喜地看到老百姓的成长，他们在脱贫之后提升了幸福感，感受到心灵的富有。

　　（《太行山上挂金伞——河北阜平扶贫纪事》载2020年7月24日13版。作者系河北省作协主席）

刘莹 二十年后，我再次踏上牛栏江这片土地

　　《决胜牛栏江》以真实的新闻故事和富有张力的文学语言，向读者呈现了贵州深山区决胜脱贫攻坚的艰难过程和干部群众的拼搏精神。稿件刊载后，引发强烈反响，时任贵州省委书记作了批示表扬。

　　回想《决胜牛栏江》的采访写作过程，有两点值得分享，一是开头先声夺人。运用文学化的表达方式，向读者呈现出牛栏江流域恶劣的生存环境，极富感染力地把读者带入故事之中。二是采取对比手法，将笔者20年前的所见所闻做背景，与今天的巨变形成鲜明对比，让作品充满纵深度和穿透力。

　　好的内容要有好的表达形式，选择报告文学作为《决胜牛栏江》的呈现体裁，跳出了新闻通讯中记者不能直接表达情感的限制，让文章在客观真实的同时实现以情动人的感性表达，这也是文章的成功之处。

　　（《决胜牛栏江》载2020年8月28日14版。作者系贵州日报报刊社高级记者）

季栋梁 贫困了两千多年的西海固，从此“摘帽”，与全国人民同步进入小康社会

　　西海固所涵盖的宁夏西吉县、海原县、原州区（老固原县）等9个国家级贫困县区，因为千山万壑、十年九旱的自然条件，导致生态脆弱，经济凋敝，社会闭塞，是革命老区、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经过这片土地，曾在奏章中写出“苦瘠甲天下”的评语。1972年，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到西海固考察，给出了“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定语。可以说，在全国一提贫穷，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宁夏西海固。1983年1月国务院专题会议确认“西海固地区是全国最贫困的地方”；1995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扶贫西海固》一书认为西海固地区的贫困属于“世界之最”；在2011年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所列的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域中，西海固所在的六盘山地区位列第一……

　　1983年“三西”扶贫拉开了国家开发式扶贫先河，几十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西海固扶贫攻坚风生水起，解决了140万人口的吃水问题，搬迁移民123万人，累计脱贫300多万人，2020年11月16日，西吉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标志着“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全部“摘帽”，有着两千多年历史也贫困了两千多年的西海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撕掉贫困标签，与全国人民同步进入小康社会，让人由衷产生“换了人间”的感慨。

　　西海固几十年的扶贫历程，涌现出太多打动人心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以普通人视角切入主题，完全采取原生态的手段，深入最基层的社会组织，捕捉最卑微的社会细胞，保持泥土的气息与活力，原汁原味讲述最感人的故事。

　　（《冲刺——宁夏西吉县决战脱贫攻坚掠影》载2020年9月25日14版。作者系宁夏作协副主席）

郭建强 折取更多时代枝叶饱满的“直接引语”

　　报告文学趋实、趋于现场，要有报告，还要有文学。简单说来，这种文体就是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直接引语”。踏上青海省海东市两区四县的土地，亲眼看、亲耳听，感受和理解在这场艰难繁重的战斗中冲锋一线的人们的勇气和智慧，我不断被一个个细节、场景、人物所感动和震撼。我知道，我所了解到的仅仅是这首伟大史诗里的一个局部；然而，就是这些在河湟谷地的深沟大壑拼搏、奋斗的人们，在踏踏实实地带领乡亲们向前走。

　　从一条江河能感知灿烂星汉，也能在它的波浪里听到大海的呼唤。继续出发，把身子弯向大地，去折取更多时代枝叶饱满的“直接引语”。

　　（《拔“穷根”的人们——青海省海东市脱贫攻坚五记》载2020年10月23日14版。作者系青海法制报社总编辑）

吉米平阶 这些年，跟他们接触多了，我觉得自己也多了些沉静，少了些浮躁

　　2011年10月，西藏开展了覆盖全区的“强基础惠民生”活动，派驻村（居）工作队，与最基层的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他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我曾受命在藏东昌都的一个村子工作了一年多。

　　后来这些年，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到西藏的农牧区采访，时间允许就住几天，耳濡目染，无不是西藏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生动实践，这绝不是一句美丽的口号，只有深入西藏基层，了解西藏历史的人，才会对这句话有切实的理解。

　　西藏，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有炫耀自己入藏历险的，有抖落在西藏各种奇遇的，更有甚者，编造一些荒唐故事和离奇身世，以博取眼球。殊不知，在西藏脱贫攻坚一线奋斗着的西藏各族干部群众，他们生于斯长于斯，面对沧海桑田的时代巨变和“一日长于百年”不是魔幻胜似魔幻的生活日常，他们没有大惊小怪，没有招摇过市，而是兢兢业业，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精神坚持在脱贫攻坚一线，他们的经历和人生，何止雄奇伟大。然而，他们又是普通大众的一员，有他们的鸡毛蒜皮，有他们的酸甜苦辣，却并没有听到他们喋喋不休大倒苦水。这些年，跟他们接触多了，我觉得自己也多了些沉静，少了些浮躁。伟大的时代不乏感人的故事，勤劳的人民不乏伟大的壮举，正是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西藏高原一幕幕温暖的场景和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乡村的事业》载2020年11月27日14版。作者系西藏文联副主席）

尚杰 陈鹏 刘江伟 我们也期待，能够用手中笔，记录下更多令人振奋的“变”

　　之所以要写囊谦的变化，是因为跨越2000多公里，翻过一座座雪山，来到这个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小县后，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是“变”，用日新月异、翻天覆地来形容都不为过。

　　于是，我们奔波在囊谦的草原牧场、学校医院、建设工地，与农牧民、干部、学生、援建者促膝长谈，记录下了五年来，囊谦的“住之变”“学之变”“人之变”“帮之变”。“住之变”是肉眼可见最大的变化，“学之变”是最受群众欢迎的变化，“人之变”是最令人欣喜的变化，“帮之变”是与外部联系最大的变化……如今，囊谦正奋进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我们也期待，能够用手中笔，记录下更多令人振奋的“变”。

　　（《囊谦的变化》载2020年12月25日16版。作者系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