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张玉佳

　　上世纪90年代，北京故宫午门外广场，等待客人的出租车司机和三轮车车夫。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建泉/摄

　　1988年7月15日，33岁的新华社记者李锦像往常一样剪贴报纸。他发现，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在他的印象中，这是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虽然这只是一篇学术探讨的文章，但他还是在“市场经济”这个词上画了好几道杠杠。

　　仅仅一年多后，另一篇基调完全相反的文章引起了更广泛的讨论。这篇题为《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的文章称：“如果我们……让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视乃至削弱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

　　此时的中国，已经宣布改革开放近10年。从10年“文革”中解放出来的生产力，推动着经济快速增长。但在内外部错综复杂的因素影响下，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讨论再次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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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价闯关”搁浅

　　要市场还是计划？直接的缘起，就是1988年的“物价闯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多数物资和商品都有两个价格。同厂家同款型的商品，却有两个价格，唯一的区别在于是不是在计划内。在1985年前后，国家确定了计划内外钢材商品的销售比重是78∶22，煤炭是92∶8，石油是83∶17，食品类是59∶41，服装类59∶41……

　　为了管好计划内外的价格，国家费了很多功夫。1981年国务院新成立一个机构——价格中心，找来了50多位经济学家和价格专家，买了大型计算机，收集了全国的投入产出数据，编制投入产出表。

　　如此费心费力，但新旧体制共存的畸形发展依然难以为继。几年后，价格双轨制的弊端逐步显露出来。在南京，1000吨钢材原地不动被炒卖了120多次，价格上涨近3倍。

　　在半管半放中，物价上涨的威胁加重了，猪肉、钢材、煤炭等食品和原材料的价格都开始上涨。很多国有企业都出现了经营困难，财政负担加重。为此，政府一方面被迫增发货币，一方面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来限制价格，造成的结果是超发的货币不能由物价上涨冲销，酿成“隐蔽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体系进一步扭曲。

　　价格双轨制的局面必须改变！1988年8月19日清晨，一则消息通过广播传遍大江南北：中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该《方案》提出，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计划用5年时间让物价“闯关”。

　　出乎意料的是，“闯关”的物价很快就如脱缰的野马，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抢购潮。几乎所有的商店前都挤满了来抢购的人。有的人一口气抢购了一两百公斤的食盐，几百盒火柴。从当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价格以70%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很快跟进涨价。当时全国200多家电商工厂因为产销供大于求，积压严重，但是在抢购风潮中，仓库里的电扇都被一抢而空。

　　这场因“闯关”而爆发的物价暴涨和抢购，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8月27日，中央紧急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

　　事后，国家物价局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383种商品中，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而在这之前的3年，物价已累计上涨23.7%。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当时亲身经历了决策过程，也是贸然“物价闯关”的反对者。晚年在口述史中，他说一开始的“闯关”方案太过鲁莽，因为是在通货膨胀政策下放开价格。

　　1988年“物价闯关”搁浅后，宏观经济陷入紧张。许多企业工厂倒闭，失业人员增加，消费缺乏活力。1989年，中国经济增速降到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

　　一锤定音

　　宏观经济的遇冷，让当时尚处于生长期的民营企业感到切身寒意。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工商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了一半多。

　　船至中流，突遇漩涡，航向何方？

　　1990年7月，中央召集10多位经济学家出席了一场经济问题座谈会，“市场派”与“计划派”再次当面交战。当时，吴敬琏是“市场派的旗手”。这次会议过后，传出了“有计划、吴市场”的说法，批评吴敬琏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在复杂的形势和喧嚣的争论声中，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为市场经济的前路一锤定音。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巡讲话”。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南巡讲话”使改革回到了正确的航向。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认真总结了过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得失，并且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表述修正为“市场在国家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规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成为上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经济的春天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1992年一整年都是“经济的春天”。

　　在北京，从当年2月开始，新增公司的数量以每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中关村的科技企业数量，在1992年年底已冲到了5180家，是上一年的2倍。沃尔玛、麦德龙、宜家等国际零售巨头也在这一年纷纷入场，想在中国市场分一杯羹。

　　经济社会的发展热气腾腾，一批青年改革者、创业者脱颖而出。

　　从1990年到1993年，周小川和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等人，在吴敬琏的带领下，组成“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提出了近中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方案，对国有经济、财政、金融、外汇管理、社会保障、政府职能等方面也提出了改革设想。“配套改革，整体推进”的主张影响至今。

　　199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30多岁的研究人员陈东升辞职，创办了嘉德拍卖公司。当时的国内，拍卖行业还是一片空白。后来，陈东升说，这一年国家体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他觉得这两个条例“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几年后，他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

　　陈东升在北京辞去公职的这一年，南京上演了一场国营大商场与民营小市场的激烈“商战”，年仅30岁的张近东一战成名。

　　当时，张近东创办的苏宁公司已小有名气，但当时占据在南京城里家电零售市场大头的，还是国营的八大商场。张近东的苏宁公司，不仅在价格上与之针锋相对，还拉起了一支300多人的专业服务队伍，提供上门安装维修服务，最终凭借“规模经营、厂商合作、专业化服务”等优势一战取胜。第二年，苏宁的空调销售额达到惊人的5.6亿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