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致中（左一）临出征前与康明（中）及妻子高亚梅的合影。

▲康明手捧父亲遗像参加纪念活动。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仁斌、姚剑锋

　　西安深秋，草木萧疏。

　　几乎每天上午，69岁的康明都会戴着花镜，坐在阳台，打开智能手机，点开卫星地图，按着牢记在心的大致经纬度在屏幕上不断放大，直到手机上显现出当地的卫星图片影像。

　　那是朝鲜半岛闻名世界的“三八线”附近的一处墓地，康明的父亲、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军第7师第19团团长康致中长眠于此。

　　那也是康明大半生魂牵梦萦的地方。尽管到现在，他仍无法完成夙愿：到父亲的坟前祭拜，为父亲献上一束花。他只能以这种方式，遥望着父亲的坟茔，抚慰着刻在心里的印记。“找了这么多年，父亲的坟墓找到了，但是不能回来。我就对着手机，和他说说话。”

上战场前的全家福，是父亲留给家人的最后身影

　　康明常忆起自己做的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在一个很狭小、细长的山洞里，退不出来，只能努力地向前爬。爬了一段路，前面豁然开朗，山洞中，一群穿着军装的人在开会。他拼命想看清楚这些人的脸，却总是看不清楚……

　　“那里面大概有父亲吧，从小我就只在照片上看见他，所以看不清他的脸。”康明苦笑。

　　1952年12月31日下午，母亲高亚梅刚把康明哄睡，丈夫康致中突然回家。不等妻子问话，他进屋就问：“明明（康明的小名）呢？”

　　高亚梅告诉丈夫，孩子刚睡着，示意他小点声。康致中平时对儿子关怀备至，那一天却一反常态，斩钉截铁地说了句：“把明明抱起来，咱们一起照张相！”康明迷迷糊糊地被母亲从被窝里拉出来，套上棉袄棉裤，很不情愿地被抱到院子里。

　　儿子睡眼惺忪，妻子一头雾水，康致中简单解释了几句，就忙着和妻子、儿子合影。虽然着急，却一定要多拍几张。等拍完照了，他用力地抱了抱儿子，对高亚梅说：“部队要走了，如果我回不来，你就带着明明回西安去。”

　　一语成谶，康致中这一走，便是永诀。

　　1953年1月22日，康致中率第1军第7师19团官兵入朝作战，驻守三八线西侧一带前沿阵地。6月26日，康致中与全团一百多名指战员在团部召开作战会议。敌人出动40余架轰炸机对19团坑道指挥所进行轮番轰炸致山体垮塌，团指挥所两个坑道口被厚土掩埋，参加会议的人员被埋，壮烈牺牲。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高亚梅和康明常常对着康致中留下的这张全家福默默流泪。照片中，一家三口都穿棉衣、戴棉帽，父亲康致中面带微笑、英武有力，紧紧搂着儿子，康明的小脸上充满好奇，高亚梅面对镜头，脸上并没有太多笑容，若有所思、满怀眷恋。

　　康明手中，还保存着另一张特殊的“全家福”。这张照片上，除了一家三口外，还有一个比康明更小的孩子。“当时我母亲怀有身孕，父亲怕自己上战场回不来，看不到没出生的孩子，就找他的战友又‘借’了个孩子来一起照相，他觉得这个全家福更完整些。”康明说，这是长大后母亲告诉自己的。然而，父亲上战场后，母亲从部队驻地辗转回西安的路上，因为劳累和颠簸，腹中的一对双胞胎流产了。

　　据19团原1营通讯员孙泉友回忆，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们开始挖掘炸塌的坑道，一个工兵营挖了一个多月才把坑道挖开。战士们找到了康致中的遗体，他穿着军装，躺在坑道里，像睡着了一样；政委趴在桌上，电话听筒压在脸上，脸部都变了形……在离康致中遗体不远的坑道壁上，有一张作战地图，右侧斜插着康明两岁时的照片。由于坑道潮湿，照片发霉，烂了一角。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这个特殊的家庭，就是靠这仅有的几张照片，寻找到坚持下来的力量。当时我还小，很多事都是从母亲那里知道的。但父亲战友的回忆让我知道，父亲虽然很早就离开了我，但他的心里，一直记挂着我。”说到这里，康明的声音有些哽咽。

“别人都有爸爸，我爸呢？”

　　康明最近很忙碌：学过工业设计的他，正设计制作一种瓷质烈士纪念章，正面是志愿军烈士的照片，背面刻有烈士的生平事迹小传。

　　“我发现这种瓷质的纪念章，可以把照片长时间保存下来。我们有一个志愿军烈士后代群，大家有需要的，把照片发给我，我设计好后统一制作，再邮寄给他们。”这件工作，康明做得很认真，在他看来，不同的人对这段历史，有着不同的纪念方式。

　　记忆中，母亲高亚梅珍藏着一个铁盒，那里面有许多相片和书信，那是母亲对父亲最宝贵的思念和纪念。小时候，他常看到母亲偷偷打开盒子，对着相片和信件默默流泪。

　　有一次，母亲带他去邻居家串门时，康明见别人家的孩子跟爸爸有说有笑，他仰脸问母亲：“别人都有爸爸，我爸爸呢？”在场的人听了，不由得都愣住了，母亲转过脸去，哭了。

　　“看到我妈哭了，我也哭了，我说妈你别哭，我再也不问了。”多年后，康明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眼眶红了。从那时起，康明才知道：爸爸牺牲了。

　　通过盒子里的相片和母亲的讲述，康明在脑海中一点点拼凑起父亲的形象：

　　康致中1919年出生于陕西西安，中学时曾参加了轰动全国的“双十二”运动，1937年弃学从军，此后历经大小战役数百场，屡立战功。西安解放后，母亲高亚梅入伍，在部队里认识了比她大14岁的康致中，两人结为夫妻。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康致中曾两次带职入朝实习，回国后，他在第1军讲解朝鲜现代化战争特点和打法。从1951年12月起，他担任第1军7师19团的团长。

　　随着父亲的形象在自己心目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康明对父亲的思念与日俱增。从小学起，他的心里就有一个疑问：父亲牺牲了，究竟安葬在哪里？“小时候每到清明节，学校都会组织去给烈士扫墓，当时我就想，我父亲的墓地在哪呢？”康明回忆说。

　　在母亲收藏的信件里，他寻找着线索。1953年8月，部队曾给母亲来信：致中同志就地临时安葬，准备迁回沈阳。

　　1956年，部队再次来信：致中同志仍在朝鲜安葬，地点为江原道铁原郡朔字152号坟墓1号墓。

　　根据第7师政委戴金川的回忆，起初康致中等人被安葬在老秃山战场附近，那里依山傍水，有条小河叫艾川，装殓康致中的是一只大的炮弹箱。1954年，康致中等人被集中迁葬在152号墓地，康致中为1号墓。

　　年龄太小，康明无法去寻访父亲安葬地，他在心里暗暗发誓，要用一生追寻父亲的足迹。长大后，康明参军入伍，当了6年坦克兵。他的曾用名是康毅军，这是父亲以“第1军”谐音为他取的名。年轻时，他用的手表、地图筒、哨子等，都是父亲的遗物。从部队转业后，康明进入西安微电机研究所工作，直到退休。

　　康明收集了大量抗美援朝历史书籍和资料，利用节假日时间，他到全国各地寻访父亲当年的战友、抗美援朝烈士亲属，一点一滴还原着、感受着当年的历史，走进父亲曾经历过的烽火岁月。

　　“我看到这些老战士，还有烈士的亲属，我感到很亲切，共同的经历、相似的生活际遇，让我们很快就熟识起来。大家都对那段历史有着特殊的感情。”康明说。

“爸，咱回家吧！”

　　“如果不是疫情，我现在可能已经在韩国了。”康明告诉记者，年初他就订了飞韩国的机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没能成行。

　　这位满头华发的老人只去过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翻开康明的护照，上面密密麻麻全都是他到朝鲜、韩国的信息。退休后，他已经数十次去这两个国家。

　　找到父亲的坟墓、把父亲的骨灰带回家，成为康明一生最大的愿望。“前几年，家里迁坟，大家族的先人里唯独缺少我父亲，这是整个家族的遗憾。”

　　“最开始时，我报名参加到朝鲜的旅行团，想去寻找父亲的安葬地，但旅行团不能到处走，只好作罢。”康明说。

　　后来，康明辗转联系到一些在朝鲜投资的企业，在他们的帮助下，他曾到过离父亲安葬地很近的区域。但父亲的墓地位于军事管制区内，他最终无法到父亲坟前祭拜。

　　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康明开始通过互联网查找更多当年的历史资料，新科技也让他通过手机卫星地图定位到了152号墓地1号墓。“我查找了很长时间，也对比了很多资料，位置应该是准确的。”康明说。

　　从那时起，通过手机卫星地图，康明几乎每天都要看看那里的情况，有时对着手机屏幕喃喃自语，和父亲聊聊天。

　　在网上查资料时，康明意外发现，位于三八线韩国一方，有一处瞭望台，那里地势较高，离父亲墓地又近，能不能在这座瞭望台上看到父亲的墓地？带着这个疑问，老人踏上了去往韩国的旅途，同行的还有几名志愿军后代。他们先后去了巨济岛战俘营、瞭望台、坡州“敌军墓地”等地。

　　瞭望台上有一架望远镜，可以清晰望见三八线北的山峦。康明急切地通过望远镜搜索152号墓地，但没有看到墓地的踪影。“虽然没有看到父亲的坟墓，但这里是离父亲最近的地方了。”康明话语中有些失落，也有些兴奋。

　　从那以后，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去韩国，一方面，去离父亲最近的瞭望台遥望一下父亲的安葬地；另一方面，也寻访、凭吊一下历史资料里的战场，帮很多没有能力到韩国的烈士亲属寻访亲人的下落。

　　每次去韩国之前，康明都会精心设计好行程，用最经济实惠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计划。“我要经常出去，所以一定要精打细算。我会在网上订特价机票，去韩国后住便宜的小旅店，去实地探访墓地时，就背上帐篷，带上罐头等方便食品，有时候买一根大萝卜，切成小丁，用白糖腌上，路上带着下饭。”

　　有时在山里走得晚，他就到韩国老百姓家中借宿，有的人知道他的来意后，善意给予帮助；也有人对一个中国人跑到韩国山林里到处打听战争遗迹感到怀疑，甚至有人报警。

　　“出现过很多小插曲，当大家明白我的初衷，很多人还是能理解的。”康明说，去的次数多了，他和当地历史学家、农民等成了朋友，他们也为康明提供一些帮助或资料。

　　2019年，康明受江苏连云港一位抗美援朝烈士的亲属委托，到韩国带一抔烈士牺牲战场上的黄土回来，家人想为烈士建一座衣冠冢。康明很认真地把烈士牺牲地点记下，到韩国后，他爬上山坡，蹲下身子，挖了两抔土，用塑料袋装好，再用一块布包上，放进一只新饭盒里。回国后，康明特意赶到连云港，把这一盒黄土送到烈士的遗孀、一位100岁的老人手中。“我自己无法到父亲坟前祭拜，就尽我所能帮别人圆一个梦吧。”

　　2014年3月，第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并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得知消息后，康明和多位志愿军烈士后代一起赶往沈阳，虽然知道回国的烈士遗骸中并没有自己的父亲，但康明仍然十分激动。“原本，父亲是应该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我到陵园去，一起送送父亲的战友。”

　　从沈阳回来后，康明把珍藏多年的父亲遗物全部捐赠给了陵园。“那里，应该是它们的归宿。烈士们不应该被遗忘，希望人们看到这些遗物，能想起那一代人为国家做出的牺牲。铭记，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

　　年届七十的康明有着自己新的计划：“将来我想在韩国买一台房车，到我父亲墓地一带，办一个流动纪念馆，向韩国人、向世界各国人民，讲述志愿军烈士的伟大牺牲，也帮助到韩国寻找自己亲人埋葬地点的中国人寻找亲人的下落。”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问康明：“如果有一天，你到了父亲的坟前，你会对他说些什么？”康明沉思了一阵，声音有些哽咽，说：“爸，咱回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