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4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草场街小学的学生在观看网络安全知识展板。新华社发

　　经过数年的研究与酝酿，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终于亮相，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标志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围绕这一草案还会有很多讨论，草案的文本也会有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但由草案所勾勒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以及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已清晰可辨。

　　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立规早已开始，并且已经颇具规模。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到网络安全法的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再到电子商务法以及今年刚刚颁布的民法典，这些法律都涉及个人信息保护问题，都可以找到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领域的专门规则。特别是在今年5月28日颁布的民法典中，针对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问题，设立了相当全面的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全国人大要进一步制定一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其意义何在？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先前立法中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相对而言，比较原则与抽象，需要通过专门的立法，对有关规则的内涵以及在不同场景中的把握，做进一步明确具体的规定。缺乏具体明确的可操作的规则，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就难以真正落地。因此，针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专门立法的首要目的在于，进一步明确个人信息保护规则。这一点在草案的文本中表现得相当突出。举例来说，关于个人信息的处理，先前立法都一以贯之地强调，原则上需要获得个人信息主体的同意（只是在有限的几种例外情况下，不经过个人的同意，也可以进行个人信息的处理）。但关于“同意”，具体来说，应该如何理解？是需要明示的同意还是默示同意就可以；是概括同意、打包同意，一揽子同意就可以，还是需要单独的同意？是比较宽松的包括口头同意在内的同意就可以，还是需要以特定的书面方式同意才可以？是一次性同意就代表了对后续的处理都视为同意，还是说根据个人信息处理场景的转换，需要另外重新获得同意才可以？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个人信息主体不同意，相对人是否可以因此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这些都是在实务上非常重要，需要在立法上予以进一步明确的问题。对此，草案都给出了相当明确清晰的答案。

　　在个人信息主体所具有的受法律保护权益的具体内涵上，先前的立法也没有给出明确具体的表述，草案对此给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个人在信息处理活动中，针对其个人信息，可以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查询权、更正权、删除权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规定，使得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其次，个人信息保护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先前在这一问题上的立法，往往只关注制度的一个特定方面，因此仍然需要通过一个专门的综合性立法，来建构一个相对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我们可以看到，草案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域外效力问题、个人信息跨境提供问题、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问题、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权限界定问题，都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都是一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这一立法，才可以说，中国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关于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体系的规定，相当系统和全面。仅草案中提到的管理措施就涉及相关处理者的内部管理措施、不同类型的个人信息分类管理制度、安全技术措施、应急预案、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审计制度、个人信息处理风险评估制度、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的披露以及补救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先前只是零散地被提及，这次通过草案的规定，得以系统化地提出。而这些配套制度的建立，对于完善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可以认为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立法正当其时，非常有必要。当然，由于是初步的草案，相关规定的科学性、合理性仍然值得深入研究。具体来说，草案中所确定的个人信息主体所拥有的权益体系是否科学合理，是否符合中国现实，如何避免其不当行使给信息处理者带来过重负担，甚至影响信息产业的发展，均值得斟酌。另外，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者所设计的诸多制度，如何评估其合理性以及必要性，需要慎重评判。相关的制度是否会成为监管套利的工具，例如安全认证制度等等，值得深入研究。对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而言，相关规定是否足够明确具体，是否有助于建构一个有效的工作机制，如何避免互相卸责又互相争夺的问题，也值得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优劣，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就是科学而且精准地平衡两大法律价值，一方面是保障个人信息权益，同时又不能过度影响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从整体而言，草案的规定力求实现二者的兼顾。我们相信随着各方积极参与讨论，集思广益，最终一定会制定出一部良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作者：薛军，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