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做学问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智商

发布时间:2020-10-15 08:59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5年09月18日 10:07 | 查看:794次

做学问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智商 

  知名科学家施一公最近就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他表示,不论再忙,他的教学和科研都不会丢,每年在清华教约100节课也是雷打不动的,一节不会减,只会增加。此前,他以“少年壮志不言愁”为题,在研究生开学时分享了自己的成长心得。

  各位同学,很高兴有机会与在座的研究生分享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有些同学可能还没有想明白以后要做什么,也会感到焦虑:如果对科研不感兴趣、未来该怎么办?其实,二十多年前,我也没有想好,也非常迷茫。直到1995年,博士后完成后才隐约知道了自己要做什么。

  当时的迷茫来自很多方面。我不像在座的一些人,大学入学时就知道自己想学什么。我当时保送大学,报名清华的第一专业是机械系。

  报机械系之前还报了北大的物理系。直到1985年5月清华老师来招生时对我说,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我当时是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学连接在一起。

  我是数学竞赛河南省第一名,保送到清华,数理能力很强。我在清华时生物学得不好,于是修了数学双学位,通过数学物理课程的学习来弥补生物成绩的不足,让我的成绩排名第一。所以说,我选专业第一不是凭兴趣、第二不是凭专长。

  选专业凭未来世界的需求,兴趣可以培养

  那选专业应该凭啥?凭未来世界的需求。我认为,你们在选择专业时,凭兴趣固然好,但没有兴趣的时候,也可以培养兴趣。有时我在想,人是善变的,你的其他方面可以变,为什么专业是不能变的?

  一项业余爱好可能你很喜欢,但天天做可能会使你厌烦。我认为做一件事,完全凭兴趣是不靠谱的。大学期间我对生物真是深恶痛绝,因为学不好。

  1989年,我在清华提前一年毕业。当时我认为从政可以改变一个社会,可以为老百姓说话、做事。

  我想去从政。而从政又没有门儿,觉得要先去经商。所以当时和清华大学科技批发总公司签订了一个代表公司去香港经商的机会,做公关。

  到了7月的一天,纠结一晚后,我决定出国读生物学博士。在霍普金斯读博的5年很辛苦,尤其前两年心绪也很不稳定。由于我数理思维太严谨,总觉得学生物怎么这么难。

  有一门生物学课程三次考试52、32、22分,只有第一次及格,我去求老师放我一马:“我是一个好学生,对学生物还在适应。如果我不及格的话,会失去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的话我会读不下去,只能退学。”老师戴着眼镜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好像在看我是不是一个好学生。最后他给了我B-,我对他真的非常感激。

  在普林斯顿做助理教授时,我第一次回霍普金斯讲课就去拜访这位教授。我问他,您还记得我当时求您放我一马给我及格吗?他说,我怎么能忘记!

  直到博士三年级我才有了一点感觉,发现我也能做一点东西;博士四年级信心大增,因为结果出来了;到第五年毕业时,我感到,原来我也可以在学术界“混”个工作。

  博士读完之后,我不清楚我能干啥。在最挣扎的时候曾想过转系:转数学系、转计算机系、转经管系,这些都是能发挥数理长处的地方,但我没有转。因为我在说服自己——也许转系了可能会发现数学、物理、经管更没意思,也许生命科学真的是21世纪的科学呢。

  就是这样在矛盾中在往前走。1995年4月12日博士学位答辩以后,我还是不清楚自己会做什么。我面试了大都会中国区首席代表的职位,而且拿到了六位数年薪的offer,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在博士毕业后我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和两个哥们一起做中美间贸易交流。1995年11月我下定决心还是走学术这条路。

  博士后这几年在外人看来极其苦,其实自己身在其中并不觉得苦,我经常觉得自己不这么做的话就亏了。我博士后做了一年半后,拿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普林斯顿做助理教授。

  我建议在座的同学,当你迷茫的时候,不要认为只有把问题解决了才能走下一步。而且不要给自己理由——不论家庭、个人生活、兴趣爱好等出现什么状况,你都应该全力以赴,处理好并往前走。因为你一旦掉队了以后,心态就会改变,而且很难纠正过来。

认识你自己,个性决定你的将来

  大家可能认为我很自信,但我想告诉大家,我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博士阶段,一直非常自卑。但现在我求学时的自卑已经没有了,只是偶尔有insecurity的感觉。

  可能大家很难想象。举个例子,高中的时候化学老师解释“勒夏特列原理”,我那时候开小差,没听懂。后来看书竟然也看不懂,觉得崩溃了。我总觉得班上其他同学都比我聪明,真的感到自卑。但其实当你觉得别人比你聪明的时候,他并不一定比你聪明,不要太自卑。

  我还有一个性格特点是好胜。在座的同学可能很多和我一样,如果不好胜、不自强也很难走到今天,但特别好胜、特别自强的人也更容易受打击,也更容易自卑。高中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聪明,所以总是很刻苦,总觉得我是笨鸟先飞。

  举个例子。我处处好胜,在清华体检时,我身高不高,又不能踮脚尖;所以测坐高时我拼命往上拱,结果我身高不到全班前五,坐高全班第一。当时我还沾沾自喜,终于有一项第一了。直到有同学提醒我,我的自卑油然而生。就问我的教练:“孙老师,我的腿短吗?”孙老师回答非常艺术,说:“一公,你训练很刻苦,你的身体条件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很不容易。”

  我们家从来没出过运动员,就我一个二级运动员。这可能也和我性格有关,就是自卑和自信、好胜伴随在一起。初三时,班主任老师鼓励我报1500米。当时我写了入团申请书,老师说,表现的时候到了,组织在考验你。我就报了1500。结果比赛那天,发令枪一响我领先了整整100米,最后被倒数第二名落了整整300米。

  我在全校、在我们班的鼓励声中跑过了终点。初三的施一公什么都不爱就爱面子,当时在青春期发育、最爱面子的时候在同学面前丢脸了,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但运动会第二天我就开始练跑步。一年之后我的800米跑了2分17,3000米跑了10分35。后来孙教练让我入选校队,成为一线队员,代表清华参加比赛。其实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你的个性决定了你的将来。

  研究生最不重要的是智商

  研究生什么最重要?我先说什么不重要:无论什么学科,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IQ。

  第一,时间的付出。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机遇,这一定是瞎掰。

  清华84-86年生物系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开组会时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最大的诀窍是工作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是8小时一天,就要工作6天以上。而且他只计算具体做实验、真正去查阅相关文献的时间。吃饭时间、放松时间,都要去除。

  一周工作50小时是非常大的工作量。如果你不能做到,就离开实验室。其实老蒲说的是大实话,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说的话。

  第二个是方法论的改变。我的博士后导师只比我大一岁半。但从90年代初起的十年中,他就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实验室做出了30篇《自然》《科学》的文章,是世界顶尖的高手。

  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满怀希望希望跟他学方法论、学习思维方式、学习批判性思维。

  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纠结,我这才意识到,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应如何养成。

  理科老师会讲,要广泛阅读文献,知识要广,要知道现代科学进展等等。我在霍普金斯读博时老师也是这样讲的。到他的实验室后,我的表现欲很强,想让导师知道我以后想做教授。

  如何让导师知道我很能干、很有见解呢?一篇《Nature》出来的时候我仔细读,等我有很深的见解之后,去找导师讨论讨论,就能显得我很有见解了。有一次《Nature》发了一篇领域内的前沿文章,我就去找导师,可是他说:“这篇文章我还没读呢,读了以后再说吧。”我想导师可能最近比较忙,没有来得及读。当时我有点功利,想着我是不是白读这么仔细了。

过了一个月我又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将近一个月了,也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我们领域内的文章。我又想跟他讨论,导师脸一红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我当时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不读啊。但没敢问。

  1996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邀请我的导师进行1小时的一对一学术交流。我的导师让秘书回复,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讲座那天,他很早就来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做研究,写文章。

  我当时非常疑惑。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这样的人来了,当然得去“套磁”,去表现一把。于是我问导师,你为什么不去和他交流?导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没有时间。任何东西都可以再生,时间不可以再生。我当时大胆地问他:你读文章有时间吗?他说我不读文章。大家在读博士时要读文章,但现在我已经不读那么多文章了,更依赖于会议、电话、面对面等现场交流。

  当时我又问:不读文章如何养成科学素养?他说科学素养的养成和读最新的文章没有任何关系。科学方法论的养成和科学史有关,和重大发现的数据源有关,与科学进展到最前沿的知识没有任何关系。科学知识的最前沿只是让你知道,在领域内你处于什么境地,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仅此而已。所以说好的研究生课程不一定是告诉你科学最前沿的内容。

  我在普林斯顿期间,普林斯顿最有意思的课是“人和遗传学”,里面最后一篇文章是90年代初期的文章,讲整个人和遗传学的发展历史、过程和一些关键的发现是怎么来的。

  我问导师,那你写文章的时候怎么写?他说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会读一些文章。他讲得很实在。我希望大家能够问为什么,不要简单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需要挑战过去。我在博士后的两年里收获巨大,我学到了如何在实验室里真正地攻坚克难。

  第三,建立批判性思维。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包括挑战学术权威。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已是正教授、系主任。他在开车时想象出ZincFinger的结构,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凭大脑想象出来的结构。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也在思考。那时,我上博士三年级,我很怕他。他有一米九三,一百公斤,力大无穷。有一次我们超速离心机的盖子拧不开,他去直接把转轴给拧断了。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

  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今天我给大家演示我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提出来。他开始画图、列公式,我想他是想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过程。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

  但,我在他写出的公式里面发现了三处错误。当时我不敢提,但是后来一想,那的确有错,于是哆哆嗦嗦的举手说了第一处错误。这时,我对面的师兄说“哪儿有错?啊!哪儿有错!”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但我们实验室的小老板说,我觉得一公讲得不错。

  其实,我发现在我说第一句话时,我的老板脸就红了。这时我们实验室在争吵,老板说今天的组会到此为止。大家觉得我顶撞了老师,没人理我,中午我一个人吃饭。下午一点,老板找到我说,你学士是在哪个大学念的,我说Tsinghua University,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他说我不关心你来自哪个大学,我关心的是你学的非常好,老师一定是一位大家。我的本科老师的理论功底很深厚。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给我打招呼,这让我慢慢的有了自信。在我找到职位的时候,他们都对我说“Congratulations!”这段经历,在我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对我仍有很大影响。

  我希望我们学生能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要时刻记住,你认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时还要记住,不可知足常乐!

  我认为的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去思考和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的研究是希望能够回报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

  最后,我祝愿大家能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  

  (清华大学副校长 施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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