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蘅为刘广宁所画画像

编者按：6月25日凌晨，我国著名电影配音艺术家刘广宁去世。我们邀请在刘先生晚年曾陪伴在她身旁的友人，撰写一组回忆文章，以表深切的怀念之情。

公主的老花镜和红围巾

远方（草婴读书会发起人，草婴书房顾问）

江南的雨，淅淅沥沥。2020年端午节的一大清早，窗外是连绵的雨。就在这样的早晨，得知了敬爱的刘广宁老师离去的消息，不禁悲从心来。

与刘老师的交集主要都是在工作方面。如她所言：我这个人没什么兴趣爱好，就爱从事配音工作。在我们相识的日子里，听刘老师讲过多部俄苏电影的幕后配音故事，还有幸邀请她担任过多次文化讲座的文化嘉宾与朗诵嘉宾。有电影《迷人之星》的幕后配音工作，有名著的片段朗读，如《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等，也有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大诗人的诗歌朗诵。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在翻译家草婴先生的追思朗诵会与草婴书房的开幕式朗诵。

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曾经为多部名著电影做配音工作，其中就有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陈叙一厂长担心这部电影相关的历史与人物难理解，于是他特地邀请当时正在从事托尔斯泰小说系统翻译的翻译家草婴先生到译制厂来，为配音组讲解和分析小说人物并专程录影以供反复观看。那是刘广宁老师和她的同事们第一次与翻译家草婴交集。没想到的是，中国配音网的孙洁老师竟然找到了这段珍贵的录像资料，让人喜出望外。她告诉我，这是热心的网友上传给她的，要感谢这位有心的朋友让我们有了一睹译制片厂幕后工作的机会，也从侧面让我们了解了，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经典严谨求实的来源。

2015年10月，草婴先生在华东医院离去。为了表示对这位历时二十多载系统翻译了托尔斯泰所有小说的翻译家的怀念，我组织策划了一次追思朗诵会，地点选在距外滩俄罗斯驻沪领事馆一步之遥的浦江饭店（现为上海证券博物馆）。追思朗诵部分的内容是翻译家的翻译小说与诗歌，多位文化界的生前至交好友出席。朗诵的嘉宾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曹雷与刘广宁老师，俄方派了领事馆的文化专员代表伊琳娜女士。

在活动的前一晚，刘广宁老师打来电话，语气听上去像是汇报准备工作的年轻人。

“远方先生，晚上好。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扰您。我知道您准备活动很忙。我决定还是选那件我一开始就想到的橘色上衣来参加朗诵，它的颜色和浦江饭店比较搭配，您觉得呢？”

“朗诵的文件夹我还是想选黑色的，庄严又正式，好吗？”

她永远是这样温和的商量口吻且一直称呼我先生，现在念及，声音犹在耳畔。

就这样又陆续说了十来分钟，最后她又不好意思似的、犹犹豫豫地问我能否将朗读内容的文字稿用大字体打印，好像担心我会拒绝她的小小请求。我当时有点莫名好笑，她马上又认真解释到，因为她的眼睛老花了，然而并不想在那个场合戴上老花镜登台。我登时了然，这是属于她个人的小请求，和商量工作并无关联，当即向她表示，一定会将清晰的大字打印稿提前给到她，她才安心放下电话。通话结束后我不禁想，老一代人为人处世的细节确是我们年轻人的学习榜样。当时忙于准备活动，这件小事也就一晃而过了。

后来我们相处久了，感情也日益深厚。每次我驱车送刘老师回家，她仍要由衷称谢，而且一路上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工作。生活上的只言片语汇聚起来，我才对她更为了解。回家路上，有时候我也纳闷，观众和场地方与组织者都那么满意，她还有各种担心，是不是过度苛求自己了呢？

再之后的日子里，我们合作的活动越来越默契，刘广宁老师对我也益加信任。如果有观众献花或者在互动中称赞她的表现，她就会高兴得如同孩子一般。然而她的身体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衰弱下去，于是她开始忧心忡忡，担心自己气息不够，表现不好，辜负了到来的热情观众。每每到此，我就要设法宽慰她，还会提前准备点小笑话逗她开心。哈哈一乐后她说她们厂译制的苏联电影很多，但是以前真的从未听到过苏联的笑话呢（她说到上译厂永远是说她们厂）。

时间一晃，2019年的3月，草婴书房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正式对外开放，除了文化界的领导与嘉宾，还有许多当年的文学青年慕名前来观礼。刘广宁老师当时刚到徐汇区中心医院住院检查，她主动请缨希望在开幕式当天朗诵草婴先生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还希望不要重复以前朗读过的，即沃伦斯基在车站与安娜的初次相遇片段。最后我磨不过她，挑选了一幕吉娣眼中的安娜片段请她准备。

地处闹市中心的徐汇区中心医院，住院部的大厅里，她仔细看着大字打印的朗读稿，细声和我交流着。她坚持不要在病床上看稿，这对她来讲，是一件郑重的事情。

“安娜当时上映非常轰动的，还有许多报纸文章在讨论。”

“在吉娣的眼里，安娜就是公主……”

“远方先生，我们这样坐着，我好像又回忆起了当时，草婴先生来我们厂里讲课。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呢……”

我望着她的银发，心里百感交集。当时窗外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窗内静谧美好时光静止。

草婴书房开幕式前的晚上我收到刘广宁老师的一条微信：“远方先生，谢谢你明天早上还要开车来接我。其实从医院到草婴书房很近的路。明天早上能否请你或麻老师给我带一条红围巾？明早见。”麻老师是三联书店出版社为她出书的责任编辑麻俊生先生。

开幕式活动结束后，我送她回到医院。她又一次谢谢了为她准备的红围巾，她说红围巾很漂亮，可以遮一遮她的病容，言语中却又透着遗憾和抱歉，以及对身体的不自信。

再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间隙去医院看望了她三次。第一次她还开心地用橘子招待我；第二次她喝了我带去的赤豆粥（她那时已经只能喝粥了）；最后一次是在疫情期间，我削了苹果片喂给虚弱的她。

我将苹果片递到她的嘴边，心情一阵难过。她知道我的心情，用昔日学习钢琴的手指，在我的手背上轻轻扣了两下以示感谢。

“谢谢您又来看我。”

“这就是……生活啊……”

简单而简短的两句话，台前光彩夺目的她说得有气无力，断断续续。

在2020年端午节的下雨天早晨，我回想起她，最后一次探病时强忍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忍不住为她写下一首小诗：

睡吧睡吧我的艺术家

睡吧睡吧我们的艺术家

且把美梦停驻

妳不曾辜负生活与观众

时光也不曾亏待于妳

妳是声音的宠儿

妳是永远的公主

公主无需任何的装饰

无论是老花眼镜

还是大红的围巾

6月29日

我夸过她的红披巾好看

赵蘅（画家）

一个你并不熟悉只见过一面的人走了，在端午节的凌晨。一个上午都在问自己，为何这样难过？从清晨惊悉噩耗开始，悼念的文章一篇接一篇，比逝者岁数长的她的同事，几位同样耳熟能详的我国译制片配音前辈，都写了惋惜的文字。他们一位位从银幕后面走出，和她形成了一个整体，在这个令人惶恐焦虑的特殊年份，一下子显得格外夺目，一幕幕往昔岁月，似乎在送别一个时代那样悲壮。

我这才幡然醒悟，意识到她的离世不仅是她个人生命的终结，而是与那些被她配过音的美丽、纯良、善良、柔情似水的女人缠绕在一起的，那些悲喜交加的命运故事随时代的变迁为过眼烟云，可宛如天使和公主的甜美声音从未离我远去，一部一部都深深印在心底。我早已分不清这是苔丝，玛拉，芳汀，路易莎，夏子，幸子，年轻的阿崎，孤独的天鹅……还是刘广宁老师本人了。这些难忘的银幕形象对你的人生、理想、爱情、苦难、幸福几个重要的节点，竟发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对理想的坚持，对幸福的追求，对困难的不畏惧，对爱情的忠贞。

回顾当年这些影片的首映或重映，恰是在十年浩劫结束，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之后，热爱电影的我们像是干涸已久的禾苗遇上痛快淋漓的雨水，那种狂喜，那种如痴如醉的恨不得将全世界所有的经典影片都饱览一通的饥渴。至今还记得挤在一间小放映间看《魂断蓝桥》的情景，还记得电影界在北影大礼堂看《叶塞尼亚》的轰动。还记得全场屏住呼吸傻看银幕上的初吻，为又一个香魂陨落扼腕抹泪的场景。那样的激情，那样的走火入魔，那样的精神享受，是今天捧着爆米花进影院的年轻人不可想象的。其中经过刘广宁老师配音的影片，占了足够的分量！

时间的钟声敲回到2019年的阳春，3月23日，草婴书房举行了开幕典礼。一早，我随草婴书房的顾问远方去医院接刘广宁老师，听说马上就能见到仰慕已久的明星，抑制不住的兴奋。当高挑个儿、优雅的老师在麻俊生老师的陪伴下出现在医院门口，一刹那，恍惚她是从银幕里飘然而至，鲜红的围巾，墨绿的外套，白皙的瓜子脸，虽有些憔悴，却仍透出超凡之美。

上车后我对坐在后座的她说了几句不符合自己年龄、中学生粉丝那样的傻话，她报以微笑，礼貌地答谢。听说刘老师住院一年了，按医嘱本不该外出参加活动的，可她坚持要来，还要朗诵草婴先生著译片段。这篇出自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里吉娣的独白选段，不知出自策划人之意，还是刘广宁老师特意为自己挑选的。

就在那天，我站在来宾群里画画，刘广宁老师朗诵时，我边画边听。这个单纯可爱的俄罗斯少女，眼看心仪的渥伦斯基的目光被魅力四射气场强大的安娜所吸引，一面不能不承认安娜压倒群芳的美艳，一面又因自信挫败带来失落、无助、自怜、羞辱，恨不得钻进地缝里。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全被刘广宁老师用她的内心体验、声音完美地展现出来了。那一刻，在这幢西班牙风格的建筑、中国著名翻译家草婴的公共书房里，所有的人都陶醉在十九世纪俄国伟大作家笔下的场景中，我的感动化作画本上几乎发颤的笔触，便不言而喻了。

散场后，我请刘老师在我的画本上签名，夸她裹住消瘦双肩的披巾好看，大块的红和深蓝的图案搭配，设计得非常艺术，颇具修养。这也是我对真正艺术家刘广宁老师的赞美。一年零三个月过去，记忆中这是我和她交谈的最后一句话。

6月28日于南京雨天

“姑奶奶”刘广宁走了

麻俊生（刘广宁著作责任编辑）

真没想到，刘广宁老师这么匆匆地走了。

6月25日清早，窗外大雨如注，打开手机，一眼看到刘老师之子潘争发来的微信，告知妈妈于凌晨1时02分走了，我顿时惊呆了。望着窗外的大雨，与刘老师的点滴交往也一幕幕涌现在心头。

和刘老师相识于2015年9月的一次克勒门文化沙龙。这个文化沙龙的掌门人是著名作曲家陈钢，每月都会邀请海内外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举办一次交流活动。就是在这次活动上认识了刘广宁老师。

初见仰慕已久的配音艺术家，心里不免有些激动和紧张。但刘老师外表“高冷”，却是一位非常和善的人。谈到她在香港时，居然还跟香港三联书店合作录制过普通话朗读磁带。这一点得到原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老总的证实，当年他正在香港三联书店任职总编辑，他说：“二十年前她在香港，很漂亮。她认识我。”刘老师在上译厂退休后便和先生一起回到她的出生地香港开始了“二次创业”，直到先生病逝才重新回到上海。

刘老师坦率地跟我讲，前些年不少朋友建议她写文稿整理成书，但思念如兄如父的老伴，怎一个“痛”字了得。我鼓励她先写一些小文章在报纸上发表，积累多了就可以结集出书。果不其然，刘老师在《新民晚报》“夜光杯”陆续发表了十多篇回忆上译厂老同事的文章。随后便给我送来许多既有手写稿、打印稿，也有在杂志上发表过的各种文章以及大量照片。

有两个细节，特别体现刘老师的认真和细心。一是书名如何取？刘老师最初拟了三个书名供我参考。我选取其中之一《从不曾忘记的往事——我和译制配音的艺术缘》。没过几天，刘老师给我打电话，建议正副书名对调下，原因是光从正书名读者看不出是回忆哪方面的往事，如果不显示出副书名，就更不知所云了。我认为很有道理，欣然接受了刘老师的建议。

另外，刘老师说自己是配音演员，希望将自己的一些配音小片断放在书中供读者欣赏。这一建议获得狄菲菲创建的“领声工作室”的大力支持。他们专程陪刘老师作录音剪辑，由刘老师选择片断，哪多剪了，哪少剪了，声音过强还是过弱，她都能听出来，最后剪辑出19个精彩的配音片断。

我建议在书后附二维码，用手机扫描即可听。但刘老师坚持要制成光碟，理由是有不少老年朋友不大会使用手机，要照顾到这部分人。我虽然感到为难，但没有当即否定。好在三联书店一直有电子音像出版资质，在部门同事的大力协助下，终于顺利申请到音像专用书号，满足了刘老师一个小小的心愿。

在编辑的同时，我也在编辑刘老师之子潘争的书《棚内棚外——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辉煌与悲怆》。这使得刘老师的书和潘争的书先后脚出版。2016年12月25日在上海图书馆“上图讲座”举办了隆重的新书首发式。刘老师与潘争母子同台共话译制片，受到热烈欢迎。当天正好是潘争的生日，陈钢老师亲自弹奏生日快乐歌，刘老师也为儿子送去亲吻，场面温馨感人。售书签名时潘争说终于体验到了“签到手软的感觉”。

一次刘老师问我还在给谁出书，我说了一些，她感叹道：“这么多姑奶奶，伺候得过来吗？”所谓姑奶奶，自然是指年纪比较大的老艺术家，也包含着这些老艺术家个性不同，不一定好伺候的含义。但我感受到的是姑奶奶们的谦虚与认真。

此后我就多次陪“姑奶奶”刘老师参加各种讲座和签售活动，讲座中听众提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最满意自己配的哪部电影？刘老师的答复是：“要说满意，我一部也没有，但有我喜欢的，像《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杰基、《天使的愤怒》中的詹尼弗、《望乡》中的青年阿崎……”刘老师常说：“我没有别的能耐，也不养宠物、花草，不打牌，最热爱、最吸引我的就是幕后的录音。”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专心和执着，成就了刘老师杰出的配音艺术事业。晚年的刘老师仍喜欢看自己配音的译制片，还会不断地从中给自己挑毛病。

刘老师身体一向很好，不成想2018年底她将要步入80岁时出了状况。一天早晨她准备处理家中旧报，就在弯腰时无缘无故摔倒在走廊里。邻居听到声响，出来把她扶回屋。当天她坚持参加了一场社会活动，回来后去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心血管堵塞，只能做支架手术。

去年年底，潘争通报妈妈再次住院了。今年3月24日，听说医院允许探望病人了，我便赶去医院探望刘老师。那时刘老师身体大不如前，躺在床上已经离不开吸氧了。谈到自己的病，刘老师真是心有不甘，她说以前不是这样啊，年轻时也吃过很多苦，得过很严重的疟疾，但都挺过来了。

最后一次见到刘老师是在5月1日。那时潘争的《棚内棚外》补充修订为新书《声魂——“上海电影译制厂”的清明上河图》刚刚出版，这本书从一个侧面也记录了刘老师家庭及个人的历史。特殊的疫情防控下，只允许下午5点到6点探望病人。我带了一点自己包的饺子，又带了几本潘争的新书去看望她。我拿出潘争的新书请刘老师签名，她用力握紧笔，认真地写上自己的名字，便气喘吁吁了。我不忍心让她继续，这也许是刘老师最后的签名。

之后，刘老师的身体状况更加恶化，医生也确诊是癌症，我们不忍心让她知道，她一直期待着可以出院，为喜爱她的观众朋友继续朗诵和配音，她从没有想到病魔会这么快把她带走!

窗外的雨下个不停，寄托我对刘老师无限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