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 王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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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蒲光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

2020年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与慈善事业是一次全面的体检，引发诸多思考。在这次抗疫过程中，我国在组织协调、统筹发挥慈善力量方面有哪些得与失？《慈善法》实施4年来，全面的慈善法治距我们还有多远？让志愿者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国家还需要做些什么？

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指出，我国慈善事业方兴未艾，已经形成多元化、组织化、规范化发展的良好态势，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慈善事业凝聚了全社会的爱心善意，展现出强大的社会资源动员整合能力，是应对重大灾难兜好民生底线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力量。

宫蒲光同时指出，慈善事业是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是我国社会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救助制度和兜底保障制度的有益补充。通过疫情大考，我国慈善事业既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能力，也发现了短板、激发了潜能，在许多方面收获了难能可贵的启示，为推动慈善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慈善事业在疫情大考中

可圈可点、再展风采

南都：作为中华慈善总会会长，您如何看待党和国家对慈善事业的定位和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

宫蒲光：慈善事业是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是我国社会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救助制度和兜底保障制度的有益补充，是实现社会第三次分配的关键要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在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慈善事业。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重启了新中国的慈善事业。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将发展慈善事业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此后，历届党代会报告和历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表示对慈善事业的重视与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都明确“支持发展慈善事业”。

2018年度，全国社会捐赠总量达1128亿元，参与志愿服务的达1.98亿人，以社会捐赠总量、全国志愿服务价值和彩票公益金三者之和形成的社会公益总价值达3265.2亿元。截至2020年4月30日，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超过7500个，净资产合计约1600亿元，全国各级民政部门通过慈善中国备案公开募捐方案16113份。目前，我国慈善事业方兴未艾，呈现出多元化、组织化、规范化发展的良好态势。

南都：在这次抗疫过程中，慈善力量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宫蒲光：从1998年抗洪抢险到2008年汶川地震，在历次国家重大灾难救助中，慈善事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慈善事业更是可圈可点，再展风采。疫情暴发后，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全国慈善行业同心同德，共赴国难，共克时艰，第一时间发出倡议，呼吁全社会献爱心、伸援手、捐款捐物，动员志愿服务。各地慈善组织放弃春节假期，全力以赴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迅速融入中华民族奋起抗疫的滚滚洪流，形成慈善助力抗击疫情的强大正能量。

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截至4月23日，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共接收社会各界捐款419.94亿，接收10.94亿件抗疫急需物资，捐赠款物（含物资折价）相当于各级财政抗疫总投入资金的近1/3。此外，还有691万志愿者参与了35.9万个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项目，开通社工心理服务热线近4000条，为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次疫情中，慈善事业凝聚了全社会的爱心善意，展现了强大的社会资源动员整合能力，成为应对重大灾难兜好民生底线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力量。

南都：作为全国慈善行业的排头兵，中华慈善总会在此次抗疫斗争中做了哪些工作？

宫蒲光：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华慈善总会与全国慈善行业同仁一道，坚定政治站位，坚决响应国家号召，全面迅速融入抗疫大局，义无反顾的投身到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疫情暴发之初，中华慈善总会率先向社会各界发出《呼吁书》，启动了“抗击新冠肺炎，我们在行动”的主题募捐活动，并与新浪微公益、轻松公益、善源公益、京东公益等平台进行合作，展开线上募捐。截至4月30日，我们共接收用于新冠肺炎防控的专项捐款3.49亿余元，物资捐赠7.58亿元，款物合计11.07亿元。对所募集的专项款物，我们全部实施专账管理，全部公示使用去向，随时接受捐赠人、审计机关与社会监督。截至目前，其中近3.4亿元已根据捐赠意向进行拨付，绝大部分捐赠物资已拨付受赠单位。

中华慈善总会还在蒙牛集团的捐助下，联合北京志愿者组织蓝天救援队300多名志愿者，管理运行了武汉黄陂区捐赠物资应急仓库，从1月26日至3月25日，累计接收转运来自国内外的捐赠物资2000余万件，配送投放范围覆盖湖北省全域3000多家医院和单位。令人惋惜的是，蓝天救援队机动队队长许鹏，在运送抗疫物资途中光荣牺牲，年仅39岁。许鹏的光辉事迹，不仅诠释了慈善人的大爱担当，为全国慈善组织增添了光彩，也谱写了新时代抗疫志愿服务的不朽华章。

南都：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请问中华慈善总会在助力脱贫攻坚方面有什么工作安排？

宫蒲光：慈善组织作为联系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社会帮扶资源与农村贫困人口的重要纽带，在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近年来，中华慈善总会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与组织网络优势，与各地慈善会一道形成联动态势，构筑合作平台，共同聚力深度贫困地区，以善款投入及项目开展作为工作着力点，不断强化精准扶贫，助力脱贫攻坚。仅2019年，我们就在“三区三州”及11个连片深度贫困地区定向定点投入慈善款物超过16亿元，为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贡献了力量。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我们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与紧迫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引导社会资源和慈善力量向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倾斜，在扶贫济困、助学助教、助医助残、助孤助幼、安老敬老等领域不断保持与完善行之有效的救助模式，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残障人士及特殊困难群体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方面牵线搭桥，整合资源，尽力而为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加快慈善事业

法治化建设步伐

南都：这次疫情的发生，对我国慈善事业是一次严格的体检，慈善组织在参与救援、调度物资方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您对此怎么看待？

宫蒲光：应当看到，新中国的慈善事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艰难起步。由于起步较晚、基础差、规模小、水平低，我国慈善事业在发展中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这次疫情也反映出，我国在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中，对慈善力量的地位和作用重视不够，在组织协调、统筹发挥慈善力量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例如，疫情初期，媒体披露的有些慈善机构力量不足、物资发放不及时，个别地方红十字会物资分配不合理、捐赠信息不透明等现象，正是这一问题的反映。

但也要看到，在抗疫过程中，国内外大量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想国家之所想，急疫情之所急，从天南海北向湖北等疫区捐献了大量的急需物资和资金，还有许多志愿者不顾个人安危，奋战在抗疫第一线，整个社会迸发出巨大的爱国济世、慈心为民的正能量。

宫蒲光进车间调研。 受访者供图

通过疫情大考，为我国慈善事业既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能力，也发现了短板、激发了潜能，在许多方面收获了难能可贵的启示，为推动慈善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南都：我国2016年出台《慈善法》，极大推动了慈善事业的法治化进程。通过观察这次疫情，您认为我国慈善事业法治化是否取得长足的进步？还存在什么问题？

宫蒲光：我国出台《慈善法》已有4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又相继出台了10多个配套文件和法规，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奠定了可靠的政策法制保障，我国慈善事业法治化进程取得了长足进步。

在此次疫情期间，民政部专门发出通知，要求慈善组织依法规范开展慈善募捐，此后，审计署、财政部、工信部也发文提出要求，确保了应急状态下依法行善、依规管理、阳光慈善。但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发现依法行善、依法促善、依法治善，全面推进慈善法治建设依然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是全面贯彻落实《慈善法》还有差距。例如，《慈善法》明确规定，慈善组织可以提取适度的管理费，还规定对不易储存的善物可变卖。但这次疫情当中，部分网民对武汉慈善组织提取管理费和变卖蔬菜之事缺乏理性分析，没有依法评判。

二是慈善组织在国家重大公共事件中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现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没有“社会组织”的概念，仅有“社会力量”、“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表述，对政府统筹社会慈善组织和志愿者等参与救援和救助的法律规定不明确，也没有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应对机制。

三是与《慈善法》相配套的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有待完善。《慈善法》颁布后，民政部等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法规，但目前仍有许多薄弱环节。比如，慈善监管和优惠政策制定的体制有待理顺，各部门出台的有关慈善方面的规范性文件相互协调不够，关于慈善行业管理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尚未修订出台，慈善法规体系建设仍然有待加强。

此外，落实慈善法规定的慈善事业信息公开方面的要求，还缺乏信息化、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

南都：在推动慈善事业法治化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宫蒲光：首先，我认为要加大对贯彻执行《慈善法》的督促检查力度，使各级政府、慈善组织、社会公众增强懂法、遵法、守法的自觉性。

其次，在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明确建立慈善应急机制，明确政府引导慈善力量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统筹协调机制，明确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社会工作等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地位、参与责任、参与机制、动员机制、保障激励等规范，充分发挥慈善力量的特殊作用。

第三，要加快慈善法规体系建设。要进一步完善与《慈善法》相配套的法规体系，破解慈善事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使捐赠方、受益方、慈善组织和管理监督者各得其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慈善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第四，要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推动覆盖整个慈善行业的信息化大数据管理系统建设，推动慈善事业更加公开透明。

加大政策激励力度

激发慈善事业长远发展的潜力

南都：如何才能让慈善事业获得更多的认可和激励？

宫蒲光：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慈善事业的重视程度。要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统一认识，转变观念，从第三次分配的高度，将慈善事业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统筹谋划，加强顶层设计，激发慈善组织和社会大众参与慈善、奉献爱心的热情，调动蕴藏在社会大众之中的巨大的慈善正能量。

其次，要加强对慈善事业和爱心人士的精神鼓励。慈善事业是一项以爱心为基础的全民事业，目前国家对慈善界的最高奖项是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奖，其规模和力度都有待提高。有必要提高国家褒奖慈善事业的规格，增强慈善捐献者的国家荣誉感和正向激励，激发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三，要进一步弘扬慈善文化，营造慈善事业发展良好社会氛围。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舆论中的主导作用，大力宣传慈善事业发展的正面典型和积极贡献，树立慈善事业健康向上的良好形象。还可以充分利用中华慈善日、中华慈善奖、慈展会等载体，积极推进慈善文化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活动，努力营造全民慈善氛围。

南都：业界不少专家呼吁进一步贯彻《慈善法》要求，给慈善事业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您对此怎么看？

宫蒲光：社会的爱心善意和政府的有效激励是慈善事业稳步前进的两条腿，缺一不可。我国慈善事业起步虽晚，但发展势头强劲，正是得益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一系列慈善促进政策。今后的加快发展，依然有赖于国家的促进措施和进一步加大政策激励力度。

税收政策向慈善事业倾斜，表面上会减少国家税收收入，实际上它能激发和带动民间资本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救助事业，进而替代政府财政支出，形成四两拨千斤的效应，减少政府财政压力，扩大社会公益投入。

建议进一步落实《慈善法》和《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的各项优惠条款，加大对慈善事业的税收激励力度，尽快出台慈善信托的优惠政策，落实与慈善相关的用地支持、金融支持、购买服务等措施，鼓励公众积极献爱心、捐款物。

在加大政策激励力度的同时，也要强化慈善税收监管法规建设，防范税收优惠被滥用。

建议将志愿服务

纳入国家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

南都：在这次抗击疫情中，您对广大志愿者的表现如何评价？

宫蒲光：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将志愿者与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新闻工作者并列起来，对志愿者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进行了充分肯定。

疫情期间，武汉当地许多志愿者主动请缨，毫无条件地投入到物资搬运、医护人员接送、病患者和医务人员的生活保障、社会秩序的维护、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的建设运维等为抗疫一线提供基础保障的工作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疫情扩散到全国之后，各地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管控、人员排查、隔离人员管理和生活保障、困难群众帮扶等工作之中，他们冒着感染疫病的风险，无畏无惧，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坚守在自己平凡而不可或缺的岗位之上。

正是这些众多的、点点滴滴的志愿服务汇聚成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最终战胜疫魔不可或缺的一支生力军。

南都：您认为有哪些举措可以让志愿者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宫蒲光：国家应建立以精神奖励和社会优待为主，适度物质回馈为辅的全方位志愿服务激励制度，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和社会进步中的巨大正能量。

一是将志愿服务作为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家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加强统筹协调、组织指导和必要的支持。

二是建立国家层面的志愿服务嘉许和回馈制度，提高志愿者的荣誉感和获得感，不仅在精神上予以鼓励，并与志愿服务者个人或子女升学、就业、晋职、落户和评优评先等实际利益挂钩，将应急志愿者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安全保障措施纳入应急管理体系之中统筹安排，增强志愿者的荣誉感和内在动力，鼓励更多的人自觉自愿地无私奉献、服务社会。

三是加大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政府对志愿服务的投入，带动企业、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对志愿服务的财力支持。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场地供给、人才培养、志愿服务组织孵化等手段，为志愿服务提供基本条件，使其可持续发展。

声音

税收政策向慈善事业倾斜，表面上会减少国家税收收入，实际上它能激发和带动民间资本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救助事业，进而替代政府财政支出，形成四两拨千斤的效应，减少政府财政压力，扩大社会公益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