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古城新市 许军摄/光明图片

3月22日，上洋村召开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柯城区委宣传部供图

村民展示公筷公勺 柯城区委宣传部供图

　　南朝梁任昉《述异记》，有一个“烂柯人”的典故：“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

　　信安郡石室山，就是浙江省衢州市的烂柯山。“烂柯人”王质遇仙的故事，常常被世人形容沧桑巨变。

　　烂柯山下，在衢州市柯城区花园街道，有个近千年的村落——上洋村。该村延续了一个千年习俗：亲朋共餐共食，筷来箸往，亲密无间。

　　3月22日，在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中，上洋村第一个让公筷公勺走进了《村规民约》。

　　1、《村规民约》 破例增补什么

　　1992年，为化解分田到户的矛盾，上洋村结合实际，制定了本村首个《村规民约》，28年来，全体村民共同参与村级治理，形成村务公开、透明的治理模式。

　　作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上洋村在村级换届之后，按照惯例每三年才修改完善《村规民约》一次。今年3月中旬，村两委破例提出要在《村规民约》中商讨是否增补使用公筷公勺。消息传开，全村关注。街道和村委会广为宣传：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行共餐制的国家之一，而共餐是疾病传播的重要根源。

　　2018年9月，衢州市一位在家里坚持近20年用公筷公勺的90岁老人给衢州市委、市政府写信，倡议使用公筷公勺，此信引起市委书记徐文光的高度重视。其时，衢州正在制订市民公约《衢州有礼20条》，其中第九条“桌餐不翻菜，提倡用公筷”，恰与老人的建议一致。衢州因势利导，在全市推行使用公筷公勺“进机关食堂、进包厢餐桌、进校园课堂、进社区家庭、进法规公约”等活动。

　　两年来，衢州市餐饮服务单位已经全面执行公筷公勺。但是，在千年习俗面前，尤其是在农村，公筷公勺的习惯并没有培养起来。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3月21日上午，花园街道干部、村两委、村民代表和生产队长20人，齐聚上洋村村委会议室，就准备启动《村规民约》增补使用公筷公勺进行讨论。村党支部书记黄岳华抛出议题，立即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开始，有人仍不以为然：共餐共食、箸来筷往，图的是热闹，也向来是朋友间表达亲密的方式。使用公筷公勺不是显得既矫情又生分了吗？是否小题大做了？

　　“一家人住一个屋檐下，生病了要传染，靠公筷也防不住啊！况且吃个饭就几分钟，筷子换来换去太麻烦了。”也有人说，跟公婆一起住，老人爱用自己的筷子给小辈夹菜。虽然也曾经提议用公筷，没想到遭到老人强烈反对，差点引发家庭矛盾。

　　有人顾虑，倘若写进了《村规民约》，就要确保真正实施。但真的要实施，谈何容易？如果形同虚设，就会影响《村规民约》的权威性、严肃性。

　　2、公筷为何难落地

　　上洋村的现状和争论充满共性。

　　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引发了全社会对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大讨论。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首都文明办主任滕盛萍说：“我们有必要开展一次餐桌上的革命，舌尖上的文明，那就是公筷公勺行动。”

　　其实，比起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并不会少了餐桌情谊，大家还是一桌吃饭，一起分享美食，只不过多了一道盛饭的工序而已。那么，推行公筷公勺为什么难落地？究竟难在哪里？

　　专家分析，首先是难过人情关。围桌共食、相互夹菜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饮食习惯，它能一下子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直以来，没有人认为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的行为，反而认为使用公筷显得生分，让人感觉感情冷淡。即使外面餐馆提供公筷，不少人也觉得两双筷子换来换去很麻烦。

　　其次，公众健康意识不足。从卫生学的角度来看，共餐食物会传播疾病，但很多人没分餐意识，分餐或使用公筷反而显得“另类”。

　　最后，“好了伤疤忘了疼”。非典时期，不少地方都曾经出台过关于推进分餐制的指导政策，大家积极响应。但随着疫情过去，由于条例缺乏强制性和实施细则，很多规定和倡议最后不了了之。

　　上洋村村委会上，有人无奈地说，自己做生意，常年在外应酬。有些与工作相关的饭局往往坐满一桌陌生人，少则五六人，多则十来人，根本不知道对方健康状况。有人夹菜时爱在盘子里挑挑拣拣，有人喝汤不用碗，从盆里一勺一勺地舀着喝，甚至还有人把咬过的黄瓜往蘸酱里蘸。提醒别人用公筷公勺挺失礼的，像嫌弃别人脏一样，只好假装不饿，少吃或不吃。

　　而此次疫情的发生，再次成为推广分餐制、提升“舌尖上的文明”的一次契机。

　　3、好习惯是养成的

　　衢州是一座有1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素有“东南阙里、南孔圣地”美誉。今年1月24日，衢州在浙江省率先发布《关于“防疫保安全、有礼过大年”的倡议书》，呼吁群众重视养成良好习惯；2月，衢州又发出《关于使用“公筷公勺”的倡议书》《餐饮业复工“10个100%”要求》《“公筷公勺进家庭”十一条》等刚性配套举措。

　　3月1日，衢州市柯城区创新开展“21天文明行为习惯养成计划”主题系列活动，短短数天时间，超过60万人次关注，有3万多名群众参与其中，宣传覆盖家庭56071个，面向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签订集体责任书18591份，发放公筷49736双，公勺47324个，开展检查334次，辖区2177家餐馆响应活动使用公筷公勺。

　　“既然已经认识到危害这么大，我们就要有勇气、有责任、有信心去改变它。”先后担任上洋村村主任、党支部书记33年的黄岳华说，“要改变习惯的确不容易。但我们村作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就应该在推动这项工作中带好头！我们村里的共产党员更要带好这个头！”

　　村委会上，认知终于达成一致。

　　3月22日，上洋村召开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对2018年修订的《村规民约》，就关于是否增补公筷公勺等文明行为的决议举行投票，获得参会51名党员、村民代表全票支持。会后，村两委、联户党员还为村民每家每户送上了公筷公勺。

　　3月26日中午，在村民孙食堂家里，记者看到他和82岁的老母亲正在分餐吃饭。他告诉记者，老伴去杭州带孙子了，家里只有自己和老母亲两人。

　　“分餐吃饭，一开始老母亲觉得有点别扭，但这两天好多了。”老孙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只是还经常忘记，不习惯。”

　　“好习惯是养成的！”村妇女主任罗春莲鼓励他说，为了帮助小孩子消化，老人都是嚼碎食物喂孩子，过去这些都习以为常，以为这就是亲情、热情。但现在大家讲卫生了，逐渐也就看不到这种喂养方式了，所以只要坚持，习惯就能改变。

　　中午11：30，记者走进村民龚诚家，看到大约20平方米的客厅餐桌上已有3个菜，四周摆了6只碗、12双筷子，中间还放了勺子、筷子各一副。

　　“我们一人两双筷子。”龚诚告诉记者，那银灰色的公筷公勺是村委会送来的。

　　“会嫌麻烦吗？”记者问。

　　“都是为我们好，为大家好，怎么能嫌麻烦？”龚诚笑着说，“应该会慢慢习惯的。”

　　正说着，龚诚14岁的儿子邵雄辉又端上来一盘菜。记者问他：“喜欢用公筷公勺吃饭吗？”

　　“我喜欢的。”邵雄辉腼腆地说，“这样，我就不会吃大人的口水菜了。”

　　4月5日中午，记者又来到吴林忠家中，他正准备招呼98岁的老父亲吃饭，桌子上每人摆了两副筷子。

　　“老人家，您家里吃饭用公筷吗？”记者问。

　　“用的、用的，公筷还是黄书记发的呢。”老人指着黄岳华笑呵呵地说。老人的身体硬朗健康，思路清晰。

　　吴林忠兄弟几个，把父亲接到家里轮流照顾。“俗话说，积习难改。我们曾经还担心分筷分勺，老人会不习惯，不高兴，说我们用公筷是瞎讲究。想不到父亲会这么开明。”吴林忠说，“父亲年纪这么大了，还在争取改变习惯，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遵守《村规民约》。”

　　“疫情当前，人们的健康意识被唤醒。在此契机下提倡使用公筷，加大宣传力度，就会事半功倍。”花园街道党委书记严声建说。

　　4、《村规民约》 村村有约

　　“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一个过程。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否则，让公筷公勺走进《村规民约》，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柯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邱雪萍说，“中国的新风貌不仅展现在众多的摩天大厦和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卫生的环境以及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上。尤其在广大的农村，更是如此。”

　　这正是上洋村让公筷公勺走进《村规民约》的意义所在。

　　“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文明是一篇大文章，不从一件一件小事做起，大事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无从落地。

　　“不妨就从下一顿饭做起。”疾控专家刘卫平说，“就餐时要大胆地提出使用公筷，而不应该碍于面子而维持原状。使用公筷就是保护你我，体现真正的尊重与关爱，也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有专家认为，上洋村将推行公筷公勺既放在村民自治大背景下，又找到利用村规民约助推的科学方法，进而引导村民共同遵守新规、倡导新风，这正是一种符合乡情、可操作的好方法，也体现了乡村治理的智慧，其经验做法值得借鉴。

　　“上洋村与时俱进，让公筷公勺走进了《村规民约》，在全区行政村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表率作用。”衢州市副市长、柯城区委书记徐利水说，“柯城区以前是倡导，现在会义务性规定，力度更大、范围更广。最终，让文明行为从政府倡导变为公众生活中的自觉行为。”

　　记者了解到，柯城区以上洋村为示范点，通过全城覆盖、全员培训、全域推广、全面激励、全程督查，执法惩戒等一系列硬核举措，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促使人人摒除以往陈规陋习，自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衢江区请区长当主角，拍摄使用公筷短视频，做健康用餐的示范者；龙游县进行“筷乐”家庭评选，以点带面全域推广；江山市制作“黑白配”识别公筷，每套餐具配套黑的是私筷、白的是公筷；常山县专门定制带有“有礼”城市品牌的公筷公勺，奖励给标杆餐饮企业以及每月“有礼红榜”上榜的家庭；开化县将公筷公勺使用与尊老爱幼、邻里互帮、个人征信评价等结合……

　　“《村规民约》是衢州市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利器’，一直以来，衢州市着力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最基层下移，全市1482个行政村‘村村有约’，当前正着手修改完善，做到与时俱进。”徐文光表示，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提升社会文明、培育健康文明新风尚的契机；是一场大考，更是一场检验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试金石。衢州市将进一步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衢州素材”。

　　（本报通讯员 张桂芬 本报记者 严红枫 陆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