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儿科病房护士长万颖（左）在病房。

◤2019年9月，万颖与张维的结婚照。

◥汉川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民警张维在辖区定点医院执勤。 受访者供图

◥扫描二维码，观看余斯骏拍摄的回家视频。

　　本报记者刘荒｜编辑黄海波 

　　3月24日，万颖下班回家的路上，收到武汉解封的通告短信：“从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制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虽说疫情日趋好转，解封在意料之中，看到这个消息她仍激动不已。 

　　“你收到短信了吗？”这位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儿科护士长，马上发微信问老公张维——汉川市城北派出所民警。从1月20日回汉川坚守岗位，他就再没回过武汉。 

　　他们去年9月刚结婚，只休了3天婚假。紧接着，就是国庆、军运会等重大活动，张维值勤几乎没怎么回家。小两口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没有分别的日子长：两地相距不过60公里，相隔却快80天了。 

　　大疫之下，医护和警察都得冲在一线，辛苦又危险。封城以后很多人“宅”着烦躁的家，对他们来说，却成了一个想回却回不去的地方。 

　　“现在，他终于要回家了！”疫情暴发以来，见过太多生离死别的万颖，蓦然庆幸：自己毕竟家还在，有人等…… 

封城前一天，32个病人全部出院 

　　与当地其他医院相比，武汉市中心医院属于“重灾区”。 

　　有媒体报道，包括李文亮、江学庆、梅仲明、朱和平、刘励等5位去世的医生，该院职工感染总数超过230人，死亡人数和感染比例均列武汉各医院之首。 

　　在全院100多个护士长中，万颖是一个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都得反复掂量的“小角色”，但她也后悔当初没把疫情告诉更多人。 

　　她的微信有61个群，工作群不下四五十个，各种消息不断。有的群一天不看，提示就变成省略号了。医院里的大事小情，都能从里面找出线索来。 

　　每年11月到第二年3月，是儿童流感高发期，也是儿科最忙的时候。“去年12月份，门诊量每天多达1000人，候诊区坐满等住院的病人。”万颖回忆说。 

　　位于后湖住院部18楼的儿科病房，共有45张床位。2018年2月，从武汉市儿童医院“跳槽”出来的万颖，当上中心医院筹建中的儿科病房护士长。7月2日，她带领十几个护士，仅用8天时间，就完成了开科准备工作。 

　　去年年底的一天，急诊科出现疫情的消息开始在群里流传。 

　　虽然在纪律约束下，只能“窃窃私语”，万颖仍觉得不能麻痹大意，又怕违反规定，便用当班护士的手机在科室群里，发了一条注意防护的消息，提醒大家上下班从院外绕到住院部，尽量别穿越门诊大厅和急诊外科病房。 

　　接下来，她不光自己戴口罩，还动员同事和病人戴。住院部上下班和送饭时间段，有些医护人员为了赶时间，跟着病人挤电梯。万颖感觉不安全，要求儿科护士坐电梯时一定要戴口罩。 

　　之前，医院对“双评议”非常重视，只要接到投诉都要启动调查程序。一些医护人员尤其是护士，生怕稍有不慎被投诉。随着疫情变化，有人在护士长会上通知，现在投诉不用管，要求每个人必须戴口罩。 

　　万颖按要求传达给科室护士时，她们居然说终于可以抬头做人了。虽然护士们的口气变硬了，可一些患者家属仍不以为然，各行其是。一次查房时，因为要求戴口罩，一位患者家属还跟万颖吵了起来，这件事情她印象特别深。 

　　“当时有几个患儿，病程特别长，症状跟以前流感不一样。现在回想，还真有点像新冠肺炎。”万颖记得元旦那天，儿科收治的13个病人，都有发烧咳嗽症状。 

　　封城前一天，病房里32个患儿，一夜之间全走光了。有的病情不稳定，一直咳个不停，有的连体温还没降下来，大多数都是申请签字出院的。万颖印象中，科里负责出院结算的护士，一整天都在算账。 

　　本来，还剩下一个乙型流感患儿，怕传染其他人，平时都待在病房里。当天傍晚，这家人出来晃了一下。发现病房都空了，赶紧跑到护士站，问怎么都没有人了？慌张中，他们要求马上出院。当时住院处已下班，办不了出院手续。第二天，一家三口逃跑一样离开了。 

　　“你看过采访蔡毅主任的视频么？他们换防护服的楼层，墙上有很多彩色娃娃，那个就是我们科室。”万颖有些伤感地告诉记者，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儿科病区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武汉的医护人员更不容易” 

　　1月27日，被列为第二批定点医院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开始改造隔离病房。 

　　从普通医院变成传染病医院，所有科室都得重新调整。儿科病房全员支援前线，护士们被分派到不同的病区。 

　　万颖被调到最前线，组建新的发热病区。刚开始，由于各种流程、配套设施跟不上，她经常感觉干什么都发懵，找不着当护士长的感觉。 

　　开设发热病区当天，从红十字会医院转来32个病人。包括万颖和另一位护士长在内，当时只有26名护士，人手一度非常紧张。 

　　病人刚转过来，后勤保障跟不上，不光医护人员没饭吃，病人也没饭吃。有的病人饿得受不了，就在走廊里发脾气。闻讯赶来送饭的家属，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有的家属怕感染不肯来，病人感觉被抛弃了，情绪特别低落。 

　　更糟糕的是，内部业务流程衔接不上，药房不知道怎么进病区，护士也不知道怎么去取药。这些发热患者拿不到退烧药，一晚上只能靠冰袋降温。 

　　第一批患者中，有一对80后夫妻，病情比较重。女的稍微轻一点，呼吸没有困难，三番五次出来朝护士要退烧药。丈夫虽然很虚弱，刚来时，两个人还有说有笑。没几天，他就转到重症病房，上了无创呼吸机。

　　后来，万颖在群里看到他死亡的消息。“听说女的康复了，好像转方舱去了，对她打击一定非常大！”同为80后的她，深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

　　说起内心最感激的同道，万颖首推驰援武汉的甘肃医疗队。她没有讲述更多的细节，但她知道，尽管防护物资一度告急的中心医院，做不到4小时就更换防护服，甘肃医疗队却一直坚持到最后。 

　　甘肃医疗队队长蔡辉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武汉医护人员更不容易。我们才‘打’几天，他们都多少天了！”他还透露，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感谢信中，称赞甘肃医疗队“最早到达、最快速度投入战斗、始终坚守”。 

　　这段时间，万颖曾被派往本院南京路院区，支援新开的传染病病房。由于疫情没有控制住，这个院区干部病房的患者，出现确诊和高度疑似病例。院方决定将这十几个新冠病人，集中到一层楼隔离治疗。 

　　万颖第一天上班，就发现这栋楼没有单独通道设施，不适合开传染病房。这些常年住院的“老病号”，很多人生活不能自理，有的需要护士帮忙，有的家属请了陪护。一位陪护人员只戴个普通的口罩，当天CT检查就出问题了。 

　　由于防护意识不强、防护物资紧缺等原因，当时已经有护士确诊，也有当天发烧的。一位护士告诉她，医生在下面一层楼办公，每天交班内容都写在纸上，只有抢救时才会上来。 

　　万颖一夜没睡。凌晨两点时，她在群里发了很长一段话：提醒大家缺陷在哪里、哪些地方需要改造，个人防护应该注意什么。 

　　第二天上班，她直接去护理部，提出自己上前线没问题，不希望再做无谓的牺牲，但万颖仍然回到后湖发热病区。

 回家发现门口多了一个凳子 

　　武汉封城的那些日子，许多医护人员历尽苦痛挣扎，白天浸在汗水中，晚上泡在泪水里。个中滋味，惟有亲历者才能体会。

虽然身处焦点医院，万颖所在的儿科病房还算幸运，除了一位同事感染轻症治愈出院外，其他人均未感染。然而，这并未给她带来多少安全感。 

　　整天在发热病区工作，即便执行最严格的防护措施，谁又能保证“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呢？曾有过结核病史的万颖，落下一直咳嗽的病根儿。如今，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很容易往新冠肺炎上靠，她一天到晚精神高度紧张。 

　　记得刚到发热病区，一次上班时她感觉浑身发热，还以为是忙碌的，并未理会。一直忙到下午3点才吃上午饭，可她还觉得有点热，一测体温37.5℃。万颖心有忐忑，下午继续上班。晚上回去再测体温，竟然一点儿都没降下来。 

　　她怀疑自己“中招”了，悲观情绪一下子占了上风。“晚上给老公打电话，哭诉自己可能被感染了。他没办法人又回不来，只能一遍遍安慰我。”提起这段往事，万颖有一种无法触碰的创伤感。 

　　后来，又拍CT片子、检查血象，结果一切正常，体温也降下来了。没过两天，万颖遇见院里呼吸内科主任，他认为片子拍得过早，应该过5～7天再拍，建议她再复查一下。 

　　万颖又害怕起来，“没人时每天都想哭，感觉怎么这么倒霉，又怕爸妈以后没有人照顾！”除了自己，她每天还担心老公和家人被感染，一度满脑子都想着后事。

　　可她却没有休息，继续上班。谁知，没过几天又发烧，好在也是虚惊一场。她害怕时特别想家，又怕感染家人不敢回去：“人家全家人一起关在家里，无聊得受不了，还抱怨这抱怨那的，可我却根本回不去！”她既伤感又自怜道。 

　　万颖父母家所在的小区，在江汉区感染率排前五名。她不想让父母出门，又怕他们在家里没得吃，总惦记着给他们送些鸡蛋、牛奶等食品。封城以后，她回过三四次家，都是往回送东西，却始终没敢说自己在隔离病房工作。 

　　第一次回家时，万颖站在走廊里吃了一餐饭。她说自己毕竟在医院，身上还是不干净，怕进门会感染到家人。父母只好戴上口罩，把饭菜给她递出来，隔着门镜，看女儿站在门外吃完饭。 

　　大约过了一两个礼拜，她再次回家送东西。刚走出电梯，就看见家门口多了一个凳子。 

　　“这是我妈放在门口，留着给我坐的。当时看到后特别想哭，又怕被爸妈撞见，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讲到这里，万颖再度哽咽失声了。 

　　单位统一安排的酒店，卫生条件一般，有老鼠和小虫子。随着天气转暖，小虫子越来越多，万颖决定搬回家里住。虽然已经回来十多天，她还没跟父母在一个盘子里面夹菜呢。 

　　当她把这段经历讲给父母听，妈妈心疼地数落了她一顿，还说早就觉得她有事瞒着家里。直到她搬回家住的那天，老两口才算睡了个安稳觉。 

有些经历无法感同身受 

　　今年30岁的余斯骏，在汉阳开了一家婚庆摄影工作室。去年9月，万颖结婚办酒时，跟拍的摄影师就是他，“她只是我的一个客户，过后再没联系过”。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客户变战友了。 

　　武汉封城之初，小余一家3口不幸感染新冠。他和母亲是轻症，3月份出的方舱；父亲重症康复后，核酸检测总是不过关，4月7日才出院去隔离点。 

　　生性开朗乐观的余斯骏，亲历父亲生病就医的曲折磨难。2月5日深夜，在去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的大巴车上，呼吸困难的父亲，隔着车窗给他发微信：这次怕是挺不过去了，你要照顾好妈妈。 

　　他只能劝父亲不要放弃，振作起来。没想到，人生第一次遭遇生离死别，却连个抢救的机会都成了奢望。他不禁悲从中来，不知道如何安慰父亲，也没办法说服自己。为了不让母亲知道，他回来没先上楼，一个人坐在车里哭了好久。 

　　半夜里，隐约听见母亲压抑的啜泣声，父亲在微信里跟她交代后事，就是银行卡密码、股票账号之类的。窗外，武汉在下雨，浇到这一家人心里了。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得特别厉害，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事隔一个多月，余斯骏讲述这段经过时，语气平静得出奇。 

　　连夜被转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父亲，几经周折，终于得救了。几天后，他和母亲也被安排住进不同的方舱医院，一家三口成为不幸中的幸运者。虽然人不在一起，他们每天都用微信相互问候。 

　　说来也巧，小余分享在朋友圈的方舱照片，被万颖无意间看到了。 

　　“她问我为什么在方舱，情况怎么样，家里人怎么样……”小余这才知道，原来他们小两口都在一线，丈夫张维还在外地，属于守望难助的医警家庭。 

　　这两个过去鲜有交集的人，偶尔会在微信上打个招呼，互相鼓励一下。用小余的话说，尽管医患有别，可都是回不了家的人，仿佛有一种战友的感觉。 

　　只要闲下来，小余就会远程开启家里的网络摄像头，监视“憨憨”和“肥肥”的日常——这两只关在家里无人照料的比熊犬，是全家人牵肠挂肚的宝贝。 

　　临去方舱前，他尝试过却没有找到寄养的地方，只好买足一个月的狗粮，盛放在很多一次性的碗里，再加满两大盆饮用水，供“憨憨”和“肥肥”吃喝。比熊犬没人照料，很容易吵闹，小余怕影响左邻右舍，索性把门窗全都封死了。 

　　沌口体育馆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多是从安徽和贵州过来的，互相也都不认识，热心的小余经常帮他们拍照留念。 

　　2月20日，隔壁一位黄姓病友过生日，他拍摄的医护人员为新冠患者庆生的照片，被人民日报微博选为“方舱医院的动人瞬间”主题新闻图片，让他在方舱里着实“火”了一把。 

　　3月10日，小余隔离期结束回家，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小视频——他打开家门时，两只白色的小比熊犬，异常兴奋跑出来迎接主人。小余告诉记者，幸亏妈妈半个多月后先回家了，狗粮还没吃完，两盆水已经喝光了。 

　　万颖被这一幕打动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哭。其实也不关自己什么事”。 

　　小余告诉记者，一般人体会到回家的感动，不会像万颖这样深切。这些医护、警察、病人、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等一线人员，经历了更多的无助、感动和改变。很多人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一时半会回不去了——能把自己豁出去的人，不会再把危险带回家。 

　　往往困居在家的人只知道不要出去，外面有多危险，甚至多艰难，只有共同经历者才懂得：有些经历是无法言传，也无法感同身受的。 

老公又给她画了一张“大饼” 

　　今年32岁的张维，家住武汉汉阳。他从小喜欢足球，很早就进了足球学校。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所限，后来没有继续踢球了。 

　　10年前，张维决定报考汉川公安局——相比武汉来说，汉川公务员招录分数会低一些，自己的把握也更大些。他果然考取了，在汉川当了10年警察。

 　　汉川地处江汉平原腹地，是孝感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距武汉市不过五六十公里。 

　　疫情期间，张维和城北派出所其他民警一道，白天在所里值班，晚上下辖区步巡。他还被选进防疫突击队，在辖区定点医院、隔离酒店轮流倒班值勤，处理隔离区各种突发事件。 

　　当时最令万颖担心的是，刚开始到隔离病区保卫时，他们既没有防护服，更不知道怎么穿。后来，为了确保民警安全，派出所还自购了防护设备。而且口罩和护目镜，也都是后来才有的。 

　　“为了购买防护物资，老公垫付了2500块钱”，万颖认为，他虽然很早就在足球学校寄宿，但生活自理能力并不强，“不知道怎么给自己弄吃的，我每天就跟他讲，要去怎么搞、怎么做”。 

　　“我老婆上班的医院，就在华南海鲜城旁边，我俩互相都挺担心对方，每天有空就用微信聊几句。”张维还告诉记者，疫情期间万颖把医院发的东西，送到汉阳父母那里，让他非常感动。 

　　虽然当时打车并不方便，万颖还是两次去汉阳给公婆送口罩、酒精，还有鸡蛋等生鲜蔬菜。她还专程去南京路院区，给婆婆开了一些常用药。 

　　万颖坦言，他们两个人这种年龄层，正是出力的时候，他在那边也很累。虽然这份工作又累又没钱，可他是个本分人，不会把这个工作不要了，去重新做其他的什么事。有时候，小两口也会因为这个争执几句。 

　　汉川离武汉算是比较近的，开车也方便，可他很难得回来。有时候，下午六七点钟回来，半夜一两点钟电话打过来，就又要回去。 

　　两个人谈恋爱时，也想过结婚以后的两地分居问题。万颖觉得张维这个人适合结婚，人品最重要，他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张维也说了，路途也就一个小时车程，都是可以克服的困难。 

　　没有想到结婚以后，实际比想象更难。“没办法，我觉得现在也能克服。”万颖感慨地说，老公又给她画好了一张“大饼”：如果汉川将来能划归到武汉，他调回来的机会就大了。 

　　前些日子，万颖坐车回家拿杀虫剂，窗全都摇下来了。路上等红绿灯时，她看到路边有三四个警察。这是一条小马路，面对面的距离很窄，有一个警察跟她对视了很久。 

　　她当时想跟他打个招呼，却没有招手。后来又有一个年轻警察，从旁边的网吧里走出来。他也跟她对视了一下，友善又有点调皮地冲她招手。另一个警察也跟着招手了。她一下子想到老公，当场就哭了，也跟着他们一起招手…… 

　　当时还在酒店休息，万颖就想要不要把这种感觉写出来，“我想了几天，一写就不停地在哭，没有坚持下来，回忆的过程太痛苦了”。 

　　4月8日，张维如约而归，小两口终于见面了。不过，他只待一天又走了。万颖则去了南京路院区上班，原来科室恢复运行的时间，又要延迟了。

 　　张维跟万颖聊天时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处警，全都是家庭矛盾，都是关在自己家里互相对打。有一个女的怀孕了，觉得婆婆做菜不好吃，就把桌子掀了。 

　　“我们见都见不到，怎么他们还要吵架闹离婚？”张维不解地问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