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长沙4月5日电（记者袁汝婷 刘芳洲）淅淅沥沥的雨，浸着长沙早春的寒意，飘落在刘亚杰身上。她背着相机，走过一排排墓碑，步履缓慢，偶尔驻足静默。

　　疫情下的清明节，器官捐献协调员刘亚杰和郭勇，为约2500名器官捐献者建造了一个“云”上陵园。

　　生日这一天，她为598方墓碑一一拍照

刘亚杰在拍摄器官捐献者墓碑。（受访者供图）

　　3月25日，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刘亚杰32岁的生日。她和同事、器官捐献协调员郭勇一起，带上鲜花，背起相机，抬着梯子，辗转于湖南长沙的两座陵园，为598位器官捐献者的墓碑一一拍照。

　　刘亚杰双手稳稳端着相机，郑重按下快门，生怕把照片拍歪了，每拍完一排墓碑都会仔细核对。她说，“一个都不能少，每一张都要端正。”

　　今年清明节，对千千万万的中国器官捐献者家属而言是特别的——往年，一些家属会前往陵园缅怀和悼念，今年因疫情防控需要，大多只能“线上”祭扫。

　　离清明节只剩10天时，郭勇和刘亚杰接到了制作网页缅怀捐献者的任务。3月25日、26日，他们拍下安葬在陵园的捐献者墓碑照片。设计页面、录入照片、调试功能……3月31日，“生命回响，云上缅怀”网页上线。

　　草长莺飞的背景图，衬着“致器官捐献者家属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正值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全国倡导绿色、文明、简约的祭扫新风尚，故而有了线上缅怀。

　　进入网站，搜索、点击捐献者姓名，就能看到照片，还可以“献花”“点烛”“默哀”。许多捐献者的个人页面上，都留下了家人的缅怀“足迹”和深情留言。

　　每一方墓碑，都铭刻着一场别离和新生

　　拍照那两天，郭勇在陵园来来回回走了许多遍。经过熟悉的名字时，他停下脚步。

　　那是20岁出头的小雷。2012年平安夜，读大三的小雷因意外事故脑死亡。当晚，郭勇与小雷的父母沟通器官捐献。他至今仍清晰记得小雷母亲的哭声，和小雷父亲那句话——“这是善事，我们同意。”

　　小雷捐出了双肾、肝脏和眼角膜。器官摘取手术完成后，郭勇帮他擦洗身子，穿好衣服。

　　按常规，器官捐献者家属可以获得一笔人道主义救助金，可小雷父母拒绝了。在郭勇的坚持下，这笔救助金变成了持续6年对小雷妹妹的学费资助。

　　4月2日，郭勇在缅怀网站的小雷页面下留言：“小雷，你妹妹上大学了，也在长沙。父母一切都好。家人都很想你！”

　　每一方墓碑，都铭刻着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记录别离和新生。

　　几天前，42岁的商人郑古峰来到长沙凤凰山陵园悼念女儿。他对郭勇说：“如果没出事，欣欣就12岁了。”

　　2015年，7岁的欣欣在湖南邵东老家的小路上遭遇车祸。在女儿捐献器官后，他将人道主义救助金悉数捐出。“这笔钱，就给当地修事故路段的警示标志和减速带吧，别让悲剧重演。”

　　湖南省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自2010年启动开展以来，已实现器官捐献约2500例，使6000余名患者获得新生。

　　生命“摆渡人”，从“你滚开”走向“谢谢你”

　　面对生者谈死亡，是每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入行的第一关。他们被称为生命“摆渡人”。

　　郭勇是湖南首批登记在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他曾被愤怒的亲属围住、追打，被怒吼“滚开，黑良心的贩子”。2012年一起案例中，他争取到病人家属的同意，当地医院却拒绝提供手术室，理由是“不吉利”。

　　早年间，郭勇在湖南各地医院“挨家挨户”宣传，整整10个月后才有了第一例捐献。

　　从2011年到2019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协调完成器官捐献分别为1、7、27、54、79、119、126、174和106例。

　　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5-2018）》显示，从2015年到2018年，我国每年完成器官捐献分别为2766、4080、5146和6302例。2018年，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均居世界第二。

　　“社会接纳度越来越高了。”郭勇说，如今就算是拒绝，家属往往也很礼貌。

　　2018年8月，刘亚杰为两岁的彤彤协调完成器官捐献。道别时，在太平间守了一整夜的孩子妈妈向她深深鞠躬。“她说谢谢我，让孩子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每次想起那个近乎90度的鞠躬，刘亚杰都觉得心酸又充满力量。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显示，截至2020年3月10日，已实现28075例器官捐献，超过189万人完成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这两个数据保持着动态更新，郭勇和刘亚杰时不时会去看看，他们说，数字背后是生命的希望。